第244章 置史馆修《仲朝实录》，以史为鉴明得失（2/2）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让在座所有人都为之动容。自古以来，君王多喜歌功颂德，忌讳提及自身过失，如袁术这般主动要求记录甚至暴露自己“欠妥之处”的，实属罕见。周生烈原本古井无波的脸上，也闪过一丝惊异与敬佩，他起身深深一揖：“陛下有此胸襟气度，真乃史家之幸，后世之幸！臣等必当恪尽职守，以董狐之笔，录千秋之事，绝不敢因畏祸或邀宠而曲笔半分！”

“好！”袁术抚掌，“有周生先生此言，朕心甚安。” 他随即对修史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由德高望重的杜袭总领史馆事务，周生烈为主笔，另选调一批精通文史、擅长考据、品性端正的官员和学者入馆。史馆独立于其他行政机构，所需档案、典籍，包括尚未归档的臣子奏章、皇帝批示（需去除敏感军事、外交机密），皆可调阅查询。甚至允许史官在一定范围内，采访相关事件的亲历者，如鲁肃、阎象等重臣，以及一些中下层官吏、乃至退役老兵，以求多角度还原历史真相。

“《武祖实录》为当代史，需尽快着手，力求详备。”袁术最后补充道，“待《实录》修撰有一定基础，史馆便可开始筹划编修更为宏大的《仲朝国史》，上溯仲朝建立之源流，下及后世，成为我大仲之正史。其体例、断限，可由诸公详议。”

诏书很快颁布，史馆的设立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大多数有识之士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这彰显了新朝的气度与自信。但也有些许杂音，私下议论皇帝是否“自曝其短”，或担忧史官权力过大，记录某些臣子的“不当言行”会影响其身后清誉乃至家族利益。

然而，在袁术的强力支持和史馆学者们的坚持下，修史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在洛阳城东北角，一处较为僻静、原属于某处旧官署的院落被修缮一新，挂上了“史馆”的匾额。院内古木参天，环境清幽，正是潜心着述的好地方。

杜袭、周生烈等人带着挑选出来的精干人员，很快投入了浩繁的工作。他们首先从整理、分类现有的档案开始，堆积如山的竹简、木牍和部分早期的纸张文档被小心地搬运至史馆。学者们埋首于故纸堆中，仔细甄别、校对，常常为了一个时间、一个人名、一件事的细节而争论不休，务必考证清楚。

偶尔，史馆也会迎来特殊的“访客”。鲁肃曾应约前来，在独立的静室内，与周生烈长谈半日，回忆当年袁术初至江东，与自己“榻上策”定立基业的详细情景，包括当时的顾虑、双方的言辞，皆不隐晦。一位退役的淮南老兵，也被请来，讲述早年军中之艰苦，以及陛下如何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细节。

袁术本人，甚至亲自审阅过史馆呈送的部分初稿提纲。当他看到编修者计划如实记录他当年在寿春因缺粮而焦虑、甚至一度想向刘表求援的窘迫时，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随侍的太子袁耀说：“耀儿，你看，这就是真实。为君者并非万能，亦有困顿之时。重要的是，如何于困顿中寻得出路，而非掩饰困顿本身。”

袁耀看着父皇坦然的态度，若有所思。

史馆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那沙沙的书写声，与窗外飘落的雪花仿佛融为一体，冷静而执着地记录着这个新生帝国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岁月。这些带着墨香的文字，将不仅仅是权力的注脚，更是留给未来的一面真实而清晰的镜子。袁术知道，确立仲朝的法统，不仅仅依靠武力与制度，更需要这秉笔直书的史册，来承载历史的重量，昭示创业的艰难与治国的得失。这《仲朝实录》的编修，本身便是“武始之治”在文化层面留下的又一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