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2/2）

三、模式的特点之二：结构上的超稳定性

杨朔模式能长期通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结构上的超稳定性。

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内容，杨朔散文找到一种三段式结构，即：物（景）→人（事）→理。大致是先布置一种景物，再在这个场景中展开人物、故事，最后归结为一个政治道理。如：海浪、礁石——老泰山——“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雪浪花》）；香山红叶——老向导——“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香山红叶》）；泰山风光——沿途的公社化情景——“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泰山极顶》）；蜜蜂、荔枝——跟老梁参观蜂场——“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蜜蜂”（《荔枝蜜》）；山海关秋景——三个人的对话——“用我们的思想信仰修一道另一种长城”（《秋风萧瑟》）；二月茶花红——作者和种花匠普之仁的对话——“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茶花赋》）；等等。我们不用十分细心，就能解剖出杨朔散文的这个很清晰、工整的模式。

这个三段式模式有两方面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一是它不直不露，有一种曲折的美。这个模式将景物、人事、政治道理紧密地组结在一起，它既符合了要突出政治的要求，又符合了散文的特点，含蓄、短小、精巧、有意境，也符合读者的审美心理。所以，虽然杨朔散文总在突出政治，但它毕竟不是那种标语口号式的、武断的文学。那政治结论是经过景和人推出来的，既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思维规律，又符合文学的形象思维规律。二是这种模式有一种稳固、严密的美。三段式像三足鼎一样，使文章结构产生了一种既简单又平稳的感觉。只就结构本身而言，可谓简而美了。中国散文史上形式化的高峰是八股文，讲破题，讲束股，讲起承转合，有头有尾，有过程。这种形式本身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具备一点知识修养和文字能力的人，只要记住这个格式，写出的文章一般总会及格，有才者还可写得极美。杨朔模式的三段式，可以看作是八股式的简化：起——转——合；因景立意——卒章显志。本来散文的美有多种因素，比如遣词造句、气质风格，还有结构，而结构相对于其他因素是较易理解和效法的，正如书法中楷书的间架结构可以具体讲解，而笔力却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揣摸才可意会到的。所以杨朔散文很快就以其结构上的优势而具有了竞争力，这种结构简明清晰，如分析讲解更大受课堂教学的欢迎，多年来杨文在教材中连选不衰。另外，散文的美应有三个层次，客观描写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而杨朔模式的三段式结构正好从形式上与这三个层次合拍。好像真是从客观景物中一步、两步、三步推出了一个哲理（实际上是贴上了一种政治标签）。这样从内容表达上，形式结构上，人们的审美习惯上，都可以得到一种假象的合理和低层次美的满足，这又是杨朔模式能长期被人欣赏、效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杨朔模式的本质是一个“假”，流弊是一个“窄”

这个模式，从内容上既然反映了光明的一面，从形式上不直不露，有曲折美，结构合理有稳定的美，那么我们何以要来讨论和突破呢？

问题的实质在于这是一个假模式，是一个水中的月亮，它并不能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生活。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所谓的哲理，在自觉不自觉地编假话，设计假故事。假话这个东西很奇怪，回头一看十分可笑，可是当时整个一代人、一个国家、一个党都能一齐陷入假话之梦而不能觉醒。我党历史上就有几次。比如1958年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万斤，人人都说，还登在报上写在书上。历史地看，杨朔以散文形式说假话也不足怪了。比如在《秋风萧瑟》中，他游长城，碰见一个不认识的游人，就要求人家讲个故事，两人讨论起长城哭呀笑呀的事，还自言自语地背古诗，背毛主席的诗，其天真可笑像两个孩子“过家家”玩，一会儿又大谈起应该修一条思想信仰的长城。在《雪浪花》中，本是写几个姑娘在海边嬉戏，很有生活情趣，突然船上走下个老泰山就是一句政治格言：别看浪花小，就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咬烂。在这些作品里，无论是主人翁还是作者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吃、喝、住、行、玩等都要扯到政治，人物好像得了“政治官能症”。这些对话像马路上走台步一样可笑。但是却写在书上，选入教材，被奉为样板。这种模式诱导初学写作者去犯一个大错误，就是掩藏起自己的真思想、真感受，去和政策、和报刊对口径。散文创作第一要说真话，抒真情，不可生编，不可硬造。古人有很多笔记，当初并不准备发表，如《浮生六记》，虽是记起居游乐之事，但因其有真情趣，现在发表却是一本好散文了。巴金先生有感于过去说假话，写了一本叫《真话集》的回忆录，也是好散文。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杨朔模式，首先要认清这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而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

这种模式的流弊和危害，就是从内容上、形式上限制了作者的创造，使创作之路越走越窄。我们承认它是有一种结构上的美，一种曲折的美，也正因此它比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寿命要长得多。但是又正因为他总是这一种类、一个模式的美，美来美去，总是西施一个，一个西施，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也就变成直、露、板了。有个模式并不可怕，怕就怕模式化，怕所有的人都来学这个模式（事实上这种手法也不是杨朔的最早发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也是由景推理）。杨朔模式作为初学者的一种基本训练是可以的，如武术中的基本套路，但是如果总是这一个基本套路，而不能变化创新，就始终称不上艺术。画家吴冠中说得好：美术，美术；术易，美难！如果把美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技巧，一个模式，不断地去仿制、套印，这美也就没有了。而散文改革之所以落后于其他文体，其悲剧的根源正在于它有了一个十分完整、稳固的模式。

总之，不管怎样，杨朔散文创造了一种模式，它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个模式却是散文发展的障碍了，现在散文的改革必须从打破这个模式入手。

《批评家》198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