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史之改造（1/2）
吾生平有屡受窘者一事，每遇青年学子叩吾以治国史宜读何书，辄沈吟久之而卒不能对。试思吾舍《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书外，更何术以应此问？然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吾侪欲知吾祖宗所作事业，是否求之于此而已足？岂惟仅此不足，恐虽遍读《隋唐志》、《明史》……等所著录之十数万卷，犹之不足也。夫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吾前尝言著书须问将以供何等人之读，今请申言此义：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观孔子欲得诸国史，求之甚艰，而魏史乃瘗诸汲冢中，虽不敢谓其必禁传读，要之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殆可断言。后世每朝之史，必易代而始布，故吾侪在今日，尚无《清史》可读，此尤旧史半带秘密性之一证也。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则吾既言之矣。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与其人”，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自馀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夫著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理固然也。读者在禄仕之家，则其书宜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读者在绩学专门之士，则其书不妨浩瀚杂博奥衍，以待彼之徐整理而自索解。而在此两种读者中，其对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殊非其所渴需；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或反为其所厌忌。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
复次，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然而旧史家殊不尔尔，彼盖什九为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人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故纪事以宫廷为中心，而主旨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而可知也。
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于是褒贬成为史家特权。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故如魏收市佳传以骄侪辈，袁枢谢曲笔以忤乡人（看《北史》收传，《宋史》枢传），贤否虽殊，而壹皆以陈死人为鹄。后人评史良秽，亦大率以其书对于死人之态度是否公明以为断。乃至如各史及各省府县志，对于忠义节孝之搜访，惟恐不备。凡此皆求有以对死者也。此类观念，其在国民道德上有何等关系，自属别问题。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自有其意义与其条件（此意义与条件，当于第七章说明之）。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
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原素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辞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若是乎，则前表所列若干万卷之史部书，乃无一部得复称为史。若是乎，畴昔史学硕大无朋之领土，至是乃如一老大帝国，逐渐瓦解而无复馀。故近代学者，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论虽过当，不为无见也。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而此所谓新领土，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例如天文：自《史记·天官书》迄《明史·天文志》皆以星座躔度等记载，充满篇幅；此属于天文学范围，不宜以入历史，固也。虽然，就他方面言之，我国人何时发明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乃至恒星行星之辨别，盖天浑天之论争，黄道赤道之推步，……
等等，此正吾国民继续努力之结果，其活动状态之表示，则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天文学为一事，天文学史又为一事。例如音乐：各史《律历志》及《乐书》、《乐志》详述五声十二律之度数，郊祀铙歌之曲辞，此当委诸音乐家之专门研究者也。至如汉晋间古雅乐之如何传授，如何废绝，六朝南部俚乐之如何兴起，隋唐间羌胡之乐谱乐器如何输入，来自何处，元明间之近代的剧曲如何发展，此正乃历史范围以内之事也。是故音乐学为一事，音乐史又为一事。推诸百科，莫不皆然。研究中国哲理之内容组织，哲学家所有事也；述哲学思想之渊源及其相互影响，递代变迁，与夫所产之结果，史家所有事也。研究中国之药剂证治，医家所有事也；述各时代医学之发明及进步，史家所有事也。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厄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各列传中，记各人之籍贯门第传统等等，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摭之以资矜式，教育家所有事也；
观一时代多数人活动之总趋向，与夫该时代代表的人物之事业动机及其反响，史家所有事也。由此言之：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复次，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日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孔子所修《春秋》，今日传世最古之史书也。宋儒谓其“寓褒贬，别善恶”；
汉儒谓其“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两说孰当，且勿深论。要之，孔子作《春秋》，别有目的，而所记史事，不过借作手段，此无可疑也。坐是之故，《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
（《礼记》明堂位文）又如狄灭卫，此何等大事，因掩齐桓公之耻，则削而不书（看闲二年《穀梁传》“狄灭卫”条下）。晋侯传见周天子，此何等大变，因不愿暴晋文公之恶，则书而变其文（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条下《左传》及《公羊传》）。诸如此类，徒以有“为亲贤讳”之一主观的目的，遂不惜颠倒事实以就之。又如《春秋》记杞伯姬事前后凡十馀条，以全部不满万七千字之书，安能为一妇人去分尔许篇幅，则亦日借以奖厉贞节而已。其他记载之不实，不尽，不均，类此者尚难悉数。故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惟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灭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自尔以后，陈陈相因，其宗法孔子愈笃者，其毒亦愈甚，致令吾侪常有“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如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朱熹之《通鉴纲目》，其代表也。郑樵之言曰：“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
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通志》总序）此言可谓痛切。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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