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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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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是写作的基本功

想起这个题目是因为看了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

被称为第五代电影导演代表的张艺谋,先拍的《黄土地》、《红高粱》等虽也引起轰动,但是行家们说他还没有掌握电影叙述的手法。张艺谋也自感这方面的欠缺,便下决心拍一部纯叙述手法的片子,这就是后来又引起轰动的《秋菊打官司》。该片纯用叙述手法,除一两个主要演员外,全部用原型,现场偷拍,精选生活,原原本本地叙述,终于获得超前的成功。

人的生活是个万花筒,五光十色,万象纷呈,包括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组成人生活动的内容及其环境、背景包括:事、情、景和理。人的所感所受和相互合作交流不外乎这四个方面的表达。这四样东西的内容、性质、特点不同,表现于文字的方式也不同。事情主要靠叙述,感情主要靠抒发,景物主要靠描写,道理主要靠剖析。如果把它们错位,“抒发事情,描写道理”就像“拉笛子,吹二胡”一样别扭。所以先要分清什么内容、什么性质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虽然相互之间也有借鉴、汲取(如悠扬的弦乐也要借用打击乐鲜明的节奏),但一定要分清主次,而且先要弄清自己的基本特点,掌握自己的基本功。这个关不过终成不了大器。

叙述是文学的基本功,它可以抒情、析理,但先要把客观的有价值的事情用最简洁明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知道(主要不是欣赏、感受)。这决定了它的基本方法是叙述,就是抒情、说理文里也离不开叙述,所以写作一定要过叙述关。就像电影这种以形象表演为主的文艺载体也离不了叙述一样。张艺谋尽管先以抒情手法创作了令人沉思的《黄土地》,叫人激狂的《红高粱》,但回过头来他还是要补叙述这一课。像一个书法家,虽然先已从行书入手,反过来又补上了楷书这一课。你不论用什么文体写作,都绕不开叙述这一关。

其大致要求有三点:一是你选的事情要有价值,人家爱看,常常是一个标题就能抓住人,就是说这件事值得向人叙述。比如突发事件,读者看到一个开头,就瞪大眼等着往下看。二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所叙的事情要脉络清楚,详略得当,而不能平铺硬堆。事情都有个主次,凡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总有一种立体感、形象感,而且对主要的东西印象最深。比如战争现场的硝烟、枪声、坦克等,但可能印象最深的是流血。因为事件本身总是有它的特定的空间构成、主次结构。假如我们能照一张相、画一张速写,这个立体形象的效果就很清楚了。叙述是借用文字从现场到语言再从语言到形象的一种转换。这个转换要再现空间构成,因此首先要分清脉络,犹如画家起稿,先要分清轮廓、明暗,要有纲有目,有枝有叶,读者才能明白。没有训练的新手对事件的叙述总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常常费了笔墨,反涂得面目全非。像一个小孩子在外面见到一件事,气喘着跑回家,急着向大人说,却一下说不清。三是从时间角度说叙述要有节奏。凡事情必定有个过程,有个先后。叙事是事情过程的重演。是把事情原来的节奏结合读者的需求重演一遍。我们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就是因为它在一个时间段内展开不同音符,形成长短、快慢(当然还有高低)不同的节奏,这决定了人爱听还是不爱听。叙事最难掌握的就是这个节奏。打开电视,只要看上五分钟,就能感到有的演员能抓住人,有的不行。其实这么短的实践,一般看不出什么情节,主要是他表演的深度(即空间的脉络)和节奏(即时间的组合)。稿子的节奏感是与读者共鸣的节拍。如船行岸边,有好景时就慢行,甚至稍停,无好景时就一篙撑开。节奏鲜明和脉络清楚有关,但又不全是一回事。

红毛线,蓝毛线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有人得天下,有人失天下。中国从有纪年的公元前841年算起,不知有多少数得上名的君臣、政客,他们也讲操守,也讲牺牲,以换取人心,换取天下。唐太宗爱玩鹞子,魏征来见,忙捏在手里背在身后,话谈完了,鹞子也死在手中。王莽篡位前为表明不徇私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处死。汪精卫年轻时也曾有行刺清廷大臣的壮举。人来人去,政权更替,这种戏演了几千年,但真正把私心减到最小最小,把公心推到最大最大的只有共产党和他的领袖们。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将有一次政权大更替时,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明。

如今,在西柏坡村口立着五位伟人的塑像,他们是当时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刚从村里走出来,正匆匆忙忙像是要到哪里去。这时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曾经觊觎中国的河山并将之**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寇终于心衰力竭,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了,中国大地上突然又只剩下两大势力集团: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20年前,蒋介石就“剿共”,现在日本人走了,蒋介石又重做这个梦,你看“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又到处扯起“剿”字旗,他想在北方重演一场当年在江西的戏。但这时,早已南北易位,时势相异。毛泽东从从容容地将五位书记一分为二,他说,我和恩来、弼时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少奇和朱老总可先到河北平山去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平山者,晋陕与北平间一块过河的踏石,此时一收天下之势已明矣。

虽然已经有人马数百万,土地数千里,就要开国进京了,但是当五大领袖住进这个小村时,并没有什么金银细软。他们和其他所有的干部一样只有一身灰布棉制服。刘少奇带着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文件箱,那是一个如农家常用的小躺柜,粗粗笨笨,一盖上盖子就可以坐人。这箱子后来进了北京,在**的抄家中,幸亏保姆在上面糊了一层花纸才为我们保存了这件文物。现在这小木箱又按原样放在少奇同志房间的右角,而左角则是一个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这是当时从老乡家借来的。少奇同志就是伏在这个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写好“大纲”后,就去村口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露天里搭了一个白布棚算是主席台,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搬些石头块子散坐在棚前。座中一位最年轻的代表,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一千多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话经太行山里的风一吹,便火星四溅,燃遍全国。而全国早已是布满了干柴,这是已堆了一千多年的干柴啊,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这场火着了又熄,熄了又着,总没有着个透。现在终于大火熊熊,铺天盖地。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三大战役中民工支前参战就达886万人,800多万啊,相当于国民党的全部陆海空军。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只平山县,土改后,王震同志振臂一呼:“保卫胜利果实!”一次就参军1500人,组成著名的平山团,这个团一直打到新疆,现在还驻扎在阿克苏。解放战争实质上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继续,是中国农民一千多年翻身闹革命的总胜利,而土改则是开启这股洪流的总闸门。但开启这个闸门的仪式竟是这样的平静,没有红绸金剪的剪彩,没有鼓乐,没有宴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这个木柜,这张二尺小桌,和河滩里这一片曾作为会场的光秃秃的石头。

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也来到了这里。五位书记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在隔壁的院子里布置了一间作战室,国共两党已经斗了20年,他要在这里再最后斗一斗蒋介石。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作战科用,一张情报科用,一张资料科用。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那时已开始有电灯,但又常离不开油灯)。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势态。虽然我们这时已在进行着百万大军的总决战了,但其实还穷得很呢。这时南京国防部的大楼里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穷。其实到这时共产党还从来没有富过,尤其是党中央最不富。当年中央红军走到陕北时只剩万数人马,1000元钱,人均一毛钱。毛泽东只好向红二十五军去借,徐海东也没有想到中央会这么困难,忙从全军7500元的积蓄中抽出5000元。毛周留在陕北,晋察冀吃穿用都比陕北强。贺龙过河来看毛泽东,毛的警卫员看着贺老总警卫员身上的枪直眼馋。贺胡子也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央机关会这么苦,赶快对警卫说:“换一下。”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们爱穷,他们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900年前封建名臣范仲淹就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真正实现了这句名言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毛泽东和他的参谋班子就是在这间最简陋的指挥部里和蒋介石斗法。这反倒生出一种神秘,就像武侠小说上写的,突然有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随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烟管就挑飞了对方手中的七星宝刀。作战室旁那个有一盘小石磨的小院子里,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共产党的每个普通干部在延安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纺毛线,想不到这粗糙的毛线今天派上了这样一个大用场。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改造出狱后坚持要来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感慨唏嘘,连呼:“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蒋介石怎么能不败呢?共产党克己为民,其公心弥盖天下,已经盖住并熔化了敌人的营垒,连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都服而不归了。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现在会议室里还保留着原来主席台上的样子。说是主席台,其实没有台,就是在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长方桌,后面放一把旧藤椅。台两侧各有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没有麦克风,更没有录音机。出席会议的共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毛主席坐在长桌后面,其余的人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个人就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带个凳子。会议开了8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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