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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