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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而英法联军却长驱直入，逼近北京。咸丰十年八月，咸丰帝仓皇逃出北京。这时，小载淳才4岁，也随父母逃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咸丰帝逃到热河后，病情逐渐加重，经常吐血，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于是便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8人召至榻前，接受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以上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第二天，咸丰帝病死，年仅5岁的载淳继位，拟年号“祺祥”。可是，这个年号尚没有正式应用，清朝廷内部就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影响了小皇帝载淳的一生。

原来，在咸丰帝生前，肃顺等人很受信任，权力极大，这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肃顺等人则想，咸丰帝死后，那拉氏成为皇太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也经常在皇帝面前诽谤那拉氏，载淳继位以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掌握大权，执掌朝政。那拉氏和钮钴禄氏被尊封为皇太后。因为钮钴禄氏和那拉氏在热河时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故也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西太后因前面的原因对肃顺等人的掌权更加不满，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变故就不可避免了。

西太后明白，要想同肃顺等人争夺大权，就必须首先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便向东太后提出执政的事。东太后性格温和，胆小怕事，对权力也没西太后那样的兴趣，所以，对西太后的提议，起初并没有应允。西太后便向东太后诉说肃顺等人的种种专横之事，以引起东太后对肃顺等人的不满，东太后被说动，建议和奕商量一下。于是她们密旨令奕速赴热河。奕和其兄咸丰帝不合，一直不得意。咸丰帝选往热河时，奕被留在北京收拾残局，咸丰帝死后，奕连顾命大臣也没有份，而且肃顺等人传旨，命奕仍留京办事，不必来办理丧事，这更引起奕的不满，所以肃顺也成了奕的冤家对头。奕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抓紧与两太后密谋。他指出，要想制服肃顺等人，非还京不可，并向两太后保证，外国人不会干涉此事。密谋之后，他立即返回北京，为政变做准备。

西太后为了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以便进行政变，坚决主张回京。肃顺等人似乎忘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古例，对此重视不够，表示同意回京。九月二十三日，小皇帝载淳恭奉咸丰帝的梓宫启行回京。早晨，行完启灵礼后，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等人随从，而让肃顺跟随梓宫后行。这样，西太后就把肃顺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孤立了起来。

九月二十九日，到京以后，西太后见奕等人已准备就绪，立即于九月三十颁布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8大臣解职拿问。十月六日，又颁布上谕：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其他5位或革职，或流放。这样，西太后等人以迅雷之势一举彻底击垮了肃顺等人的势力，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

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正式继位。在热河的时候，颁定的年号是“祺祥”，但并未实施。回京以后，朝政变迁，有人提议更改年号，西太后便命王公大臣会议。众人议定新的年号为“同治”，以示两宫太后临朝同治之意。西太后听后十分高兴，特颁谕旨，改年号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此后不久，王公大臣又制定了垂帘章程，经过两宫太后批准执行。十一月初一日，两太后和小皇帝共到养心殿，接受众臣的朝拜，从此正式开始了两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治帝就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乐趣，成为他母亲手中的一个傀儡和工具。

为了把载淳培养成人君，两宫太后为同治帝挑选了强大的师资阵容。尤其是同治登基之后，特派同治帝的叔父醇郡王奕譞教习蒙语及骑射，大学士倭仁教习满文，恭亲王奕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惠亲王绵愉常驻弘德殿照料一切。早在咸丰帝在世的时候，大学士李鸿藻就被任命为同治帝的师傅，后来又有倭仁、李棠阶，翁同龢等人相继入值弘德殿，教授同治帝汉文。奕、奕譞、绵愉等人都是皇族尊贵，地位极高；而倭仁等人又大都是清中央的权臣，并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养。为了约束同治帝，按照清朝祖制，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同治帝每日到书房后，要先拉弓，然后学习蒙古语，读满文书，最后读汉文书。

本来同治帝自幼聪颖，有成人的风度，而且天性浑厚，按常理发展，本可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是载淳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却有着诸多的不幸和烦恼：其父咸丰帝早死，使他过早地失去父爱；其母西太后自“垂帝听政”以后，一味倾心于宫廷斗争，争权夺利，对同治帝很少关心，根本没有什么母爱可言，更不用说母教了。载淳得不到别的孩子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享受不到家庭的乐趣，只有和阉宦们鬼混在一起，寻找欢乐，以弥补他那缺少温暖的心灵。太监们大多是阿谀奉迎之辈，他们为了讨得小皇帝的喜欢，根本不可能对同治帝进行有益的照顾和教育，往往以声色犬马诱惑皇帝，使同治帝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污染。由于师傅们上课时不能呵责皇帝，因此就找了一些贵族子弟伴读，当皇帝有错或不认真学习时，拿他们立威。但贵族子弟纨绔成性，同治帝在稍稍长大之后，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诱导下，往往微服出宫，到处游荡，寻欢作乐。尤其同治帝与恭亲王之子贝勒载徵两人很要好，而载徵是个好色之徒，因此在他的带领下，凡有女子的娼寮酒馆及其摊肆，他们几乎无所不至。

这样一来，同治帝根本不能安心读书，而且厌学情绪越来越强烈。功课越重，他越依恋玩乐的兴趣和轻松；师傅们越严肃，他越喜欢那些阿谀奉迎之辈，因此同治帝在弘德殿成为一个十分难治的顽皮“学生”，在上书房读书时，虽然师傅们屡次告诫他“读书尚勤”，可是他根本不理会，不是精神不聚，乱动嬉笑，就是昏昏欲睡，甚至还和伴读的载徵打闹在一起，让他们的师傅们啼笑皆非，想尽了办法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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