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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年夏言下了台，代之以严嵩主政。到嘉靖二十五年，在严嵩的挑拨下，夏言最终被砍了头。

世宗把内阁首辅换成了严嵩，但他并不认为严嵩有治世之才，而又是赏识严嵩的顺从。世宗在西苑修炼，不想与朝臣见面，严嵩就住在西苑内，朝夕相伴，随时等候召见，连洗沐都顾不上。世宗对他的评价是“忠勤敏达”。正当世宗做着成仙的梦时，无能的严嵩内阁却没能守住朝廷。多年松弛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冲击下，终于溃散开来，蒙古慄悍的马队长啸着疾驰直入，京师宫阙为之震撼。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北方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军进攻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在血战中丧生，守军全军覆没。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攻破古北口，明军仓促迎战，又是一触即溃。俺答挥军前进，越过通州、密云，直抵北京城下。胜利者在安定门外扎下大营，大肆掠夺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世宗不理朝事，因此有关俺答进犯的消息，以前他一无所知。兵临城下后，经礼部尚书徐坚一再督请，他才到御天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大臣禀报实情后，他才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慌乱之中，竟记不起兵部尚书是哪位，当着兵部尚书丁汝夔的面，惊呼道：“兵部尚书在哪里赶快传旨出去，让他马上来见我啊”

京城的防务落到了丁汝夔的肩上。他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多系虚数，只有四五万老弱残兵拼成临时队伍，以应守城之急。幸好这时赶来了援军，世宗命令带兵而来的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仇鸾率领的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纵兵大肆掠夺，没人出阵发射一矢一弹。原因不是士兵怯战，而是他们接到了十分荒唐的避战命令。丁汝夔在援军抵达后，找到了严嵩，询问是主战还是主守。严嵩说：“在边防上打了败仗，还可以隐瞒，在这里打败了，谁人不晓当然是坚壁勿战，保存实力，等敌人掠夺够了，自然就会退走。”丁汝夔依计而行。俺答率军杀掠了8天，开始退军。临行前俺答差人送给世宗一封信，要求互通贸易，开放马市，通篇是威胁恫吓之词。世宗接到信后，误以为俺答攻城在即，急令礼部准备大量的皮币珠玉，打算屈膝求和。俺答不知明朝中虚实，拔寨早了一些，没有得到这份丰厚的礼物，以后俺答蒙古又曾两次兵临京师城下，纵兵饱掠，世宗仍是听之任之，使京郊百姓饱受了兵燹之苦。

北部的边防漏洞百出，烽烟常起，南方也不那么平静，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时时传来警号。弄得人心惶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在明初恰是诸侯争战时期，藩侯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酝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仅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明朝廷的畏惧之心，已扫荡无余。世宗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在沿海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倭寇们有的依靠“浪人”组成武装走私集团，能贸易就贸易，有机会就无本万利地大肆抢劫一把。还有的与中国沿海的奸徒勾结，抢掠地方大发横财。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世宗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世宗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任后，向世宗提出了7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视，以求平安。”世宗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世宗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世宗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世宗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世宗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赵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世宗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调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再度由浙入闽，与俞大猷以及驰援的广东总兵官刘显，兵分三路进攻平海。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首两千二百”。戚继光因战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又相继败寇于仙游、王仓坪、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福建平定之后，广东东部还有两万多倭寇，朝廷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在两广提督吴桂芳的支持下，明军奋力掩杀，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至此，倭寇一蹶不振，渐渐地退出了沿海一带，不足以构成倭患，南方趋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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