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时代赌与嫖（2/2）

这两个故事，都是友朋所传达者，据说都是确实的。总之军阀时代的赌风称盛，无可讳言，千奇百怪的遗闻轶事，也笔难尽述。他们赌局，总是开在那些巨官贵人的大宅子里。此外北京也有公共娱乐所在，如招待所、俱乐部之类，门前军警林立，十分森严，而里面却是藏垢纳污之场。他们有什么赌局，总是要“叫条子”的（叫条子，就是征名妓女），八大胡同的规例，称之为“城里条子”，那些上海来的红姑娘，最是欢迎。有些是城里用汽车来接她们进去的，有些是自己雇了汽车进去的，她们听得是个赌局，皆大欢喜。虽然出“城里条子”的规定，每次不过十元，但遇着她爱好的客人赢钱时，临行塞了两支筹码与她，也不足为奇。到他们的临时的赌账房去领钱，每一支筹码就是一百元。

最恶毒而丧心病狂的要算张宗昌，遇着“吃狗肉”手气不好的时候，他要临时强捉一个雏妓去**。他们那些赌徒，有这种野蛮的迷信，说是要见见红，运气就来了。赌局里是有吸鸦片烟的房间，他就在房间的烟榻上恣其**，不管这女孩子哀呼惨叫，他仍发展他的**威。外间的赌徒听得了，不见哀怜，反加以谑笑，此辈尚有人心吗？在国民党时代，上海的武人杨啸天，也有这个恶癖，有个私娼周老五，专搜集穷苦人家苦娃娃，供其兽欲，这也是沪人所熟知的。

还有当时北京有位著名人物夜壶张三（前在《回忆邵飘萍》一章中提及过），我不怕写那种龌龊文字，他叫作张汉举，也是我们的同业，新闻记者。他开了一家报馆，那时北京报馆多，共有五十多家，我早已记不得它是什么报了。他除了这一家之外，还有三件法宝：一、是一座宽大的房子；二、是要有一辆汽车；三、是他有一位黑市夫人。这三件法宝的功用如何呢？我且略为述之：

第一，为什么他要一座宽大的房子呢？并不是他的报馆所用，报馆只占一小间，摆摆样子而已。他的所以要宽大的房子，是预备为招待来宾之用。有设备得很华美的房间，有会客厅，有吸大烟的烟室之类。他所要招待的是何等人物呢？是各省到北京来的督军以及什么镇守使、巡阅使等等，总之是武人一派。所以他要每日探听：某省的督军，哪一天到北京来了，他便要到车站去迎接，迎接来了，便是他的主顾，而且总要使他们住得称心适意，方可以收近悦远来之效。

第二，为什么他要有一辆汽车呢？这时候，北京的私家车还不多，即使是总长阶级，也不过坐一辆马车，阔气一点的坐双马车。不过有几个大军阀，已是有汽车了，他们出来，必有两个马弁，站立于汽车两边的脚踏上，以树威风。现在张汉举为什么要一辆汽车？就是为的到火车站接客之用。那些外省的军人，跑到北京来，往往茫无头绪，尤其是初次来京的，也不知住在哪里。此刻由他开了汽车，亲自去迎接，正是欢迎之至呢。

第三，他有一位黑市夫人，大概也是八大胡同中的“窑变”（按：“窑变”两字，我得解释一下。中国的古瓷器中，有一种烧窑而变色的，变得甚为美丽，名曰“窑变”，颇为珍贵。北京的妓馆，称为“窑子”，有些嫁人而仍不脱窑风的，亦称之为“窑变”，这都是北京的名士，题出她这种促狭的名词呢），而这位黑市夫人，带来了一位父亲，能办筵席的厨子。那张汉举正用得着他，招待贵宾，不必上馆子，自己家里可以做菜，这又是何乐不为呢？

所以张汉举对于军阀要人们所需要的，都供应得很好，如果他们高兴要成一个赌局，有宽大的厅房，连吸鸦片烟的烟室也有，因为那班武人，都是老枪阶级。赌局总是连带了饭局，便有他的“准丈人”厨子大司务出手。住在他家的贵客们，或者要招几位胡同里的红姑娘来陪伴的话，也可以由他的黑市夫人介绍她的小姊妹来，畅叙幽情。倘使要留宿在他家里呢，也有很华丽的房间，最柔软的卧榻，马君武的诗句云：“温柔乡是英雄冢”。一个老粗的武人，怎不消魂。因此这夜壶张三，其名虽不雅驯，却是军阀时代的宠臣。

那些督军们到北京来，把公事办好以后也就要回去了。身受了张汉举的逢迎招待，当然有多少谢意。手头阔绰的多给他一些不算一回事，遇到了啬刻的，少给了他，他就要开腔了：“近来办报真不容易呀！我这个报，已经赔贴了不少哩。为了宣传主义文化事业，总是要硬挺下去，不过我的报是持论公正的，上峰每日都要观看的，您大帅能赐予一点津贴，感且不朽！”那时这个对方，也只好解他悭囊了。张汉举是在北京以帮闲驰名的，不想帮到梅兰芳那里，做了一个替死鬼。梅兰芳一生幸福，只有这一次最为伤心，而孟小冬一代女名伶，遂至蹉跎了毕生。我虽不懂戏，除兰芳外，于福芝芳（梅夫人）、孟小冬的戏都曾看过，他们唱了一辈子戏，不想自己却演成悲剧呢。

北洋军阀时代的武人好赌，可惊可笑的故事儿，我听得很多，可惜都已忘怀了。有些从外省来的军人，本是到北京来领饷的，昏天暗地一赌，把所领的饷银尽输光，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贪污作弊，克扣军粮，总是老百姓倒霉。至于在北京的大军阀呢，他们好似坐山虎，来一个，吃一个，不怕你不弃甲曳兵而走。即使输了，他们也有法子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京的有些银行，都与他们有联络，据说：他们向银行要钱，并不用支票，随便取一张纸条儿，写一个数目就行了。因为他们像鬼画符一般的字，银行里都认得。在赌台的时候，有时急不及待，把香烟纸壳拆开来胡乱写个数目，派人到银行里，银行里也照样付了。

张勋，你别瞧他是个老粗呀！他是很狡猾的，在某一次进京时他们约着他赌钱，他说：“好！咱们来玩一下子！”他未来之前，先派两个辫子兵，掮了两个“钉包”来（“钉包”者，银库里装银条、元宝所用，譬如有五十两元宝二十只，便是一千两，一千两便是一“钉包”，用木箱装好，用钉钉牢，贴上封皮，这个就叫作“钉包”）。大概张勋是领了饷银得来的。大家见了笑道：“大帅！这是算什么呢？”张勋道：“赌钱是要有本钱的，不能只想赢，也要预备输的，咱们不与银行往来，也不喜欢什么钞票，输了，您掮一个‘钉包’去，不是很爽快吗？”大家说：“大帅鸿运当头，不会输的，输了也不必急急付款。”其实张勋也早已算定，他们赢了，也不好意思掮了“钉包”去；他们输了，我就老实不客气伸手要现款了。

在北洋军阀时代，不但武官好赌，文官也有多数好赌的，张岱杉先生就是豪赌客之一。不过他们既做官，于公事、私事上要分清楚，不能乱来。有位哲学家说：好赌是人的本性，先有精神之赌，渐趋于物欲之赌，甚而至于争权夺利，战斗杀伐，也可以一赌字赅之。赌是出于人之好胜，故赌之赢与输，文言中即称之为胜与败也，段祺瑞好围棋，自以为是高手。一日，与他的儿子共斗棋，自以为必可胜过儿子，谁知是输了，他怒极，伸手刮了儿子两个巴掌，一时传为笑柄。与儿子着围棋，并没有什么银钱做输赢的，而他乃激怒如此，这纯乎是一个好胜之心作祟了。

我说当时北京这班官僚的豪赌，并非虚语，一局终结，输去十万、二十万元，无足为奇。他们不用现款，以自己的资产为赌本，住宅别墅，书画古董，股票证券，都可作为抵偿，就是姨太太还不曾听说让渡过。他们还很讲究赌品，古人所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像那班武人们，赢了狂呼大吼，表示得意；输了粗言秽语，肆意骂人。据他们那个团体中人说：赌品中以王克敏为最高，无论输多少，夷然处之，口中咬的雪茄烟，灰有一寸多长，可以永久不坠。比他次一等的，输得太多了，不免要皱眉头或微微地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