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芳记》（下）（2/2）

林先生文章茂美，史识超群，乃序中以太史公、孔云亭相比例，他的宠誉我实在太过了。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呢。他是以流丽的行楷，写在两张笺纸上，我在印行《留芳记》时，即以其墨迹冠于首页。他序文中，有“前三年，天笑入都，始尽杯酒之欢”的数语，我不能不说一说。

原来我在三年第一次访林琴翁时，谈得很好，他奖掖后辈，不遗余力，他就约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饭。我出来告诉友人们，他们说：“嗳呀！此老是极难得请客的，对你真是极大面子，万不可拂其意，而且要去得早，不能使他久待。”那个时候，还是初春天气吧，他约的是中午一点钟吃饭，我不到十二点钟，便到他家里。他的书斋中有三数宾客，大概是他的同乡，却不见主人。后来却见琴翁穿了一件长可及膝的棉袍子（这种棉袍，我们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正在他们的厨房里，指挥厨子做菜（后来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都会自己做菜的）。他还告诉我，这是什么菜，如何做法的，这都是我从未吃过的闽菜。其中有一只“汤煲肚”，又香、又鲜、又脆，不知如何做法，我至今还好像是芬留齿颊呢。

那天还有一事，餐未及半，有人送一信来，立候回音，琴翁离席匆匆去，旋即归座，说已了却此一件事。原来有某显者，丧其父，求琴翁撰写一墓志铭，送笔资三百元。但林翁不愿为此人谀墓，谢绝了，璧还了他的笔资。在座的一位客，问求写墓志铭的何人？他笑说：“总之我不愿给他写就是了，不必问何人。”所以我觉得林琴翁的风骨和厚道，实在当世一般贤达之上，他在我书的序文上，不是记着年月是甲子三月吗？不想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便逝世了。他是生于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殁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享寿七十三岁。

我那时又把《留芳记》稿本，给在京的诸位先生看，有几位都是供给我书中资料的。如张岱杉先生，他是发起我写这部书的，但他那时正忙于做官（曾以财次升部长）；还有一位丁士源先生，是在德国留学回来当军官的，在辛亥年间，任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处长，他给我的关于辛亥史实不少，须再加以证明。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杨荫孙兄，取了我的稿本去看，后来对我说：“你害了我，一夜看完，使我失眠。”我此次来京，承蒙荫兄以交通银行透支一千元的折子与我。他说：“知兄旅费不多，在京不无有些交际，可以活动一点。”及我将回上海时，他又向我说：“我查看你账，只透支了三百多元，我已给你还清了。”兹事亦殊可感也。

最后我这稿本给胡适之看过，我知道胡适之的为人，你若诚心请教他，他也诚心对付你，而且肯说实话。他看过了，便说：“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吃力不讨好’，恕我直言。”这仿彿对我兜头一瓢冷水，我正在兴高采烈时呢。但事后想想，确也是他的见到语。再一想想，人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正多，写小说是其小焉者耳，因想胡适之的一生，就是“吃力不讨好”呢。那时我已回上海了，和胡适之见面，也是在上海，我就把这二十回的《留芳记》急急想出版了。

关于筹划出版是一个问题，回忆到我最初译写小说，那是卖给了书店去出版，自己一切不管。后来到了时报馆，我在报上写连载小说，如《空谷兰》《梅花落》等等，都由有正书局去出单行本。至于那些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如《苦儿流泪记》《馨儿就学记》等等，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都不管的。此刻的《留芳记》怎么办呢？而我的发表欲却正在催迫我呢。

那个时候，我已出了《时报》，《时报》也换了新东家了，但我在《申报》上还在写连载小说（上海报纸，每日只登一篇小说，约一千字，不属于副刊）。我想到如果把《留芳记》先在《申报》上登一登，十万言也不过三个月多光景，然后再出单行本也不迟。我便先与陈景韩商量，景韩说：“你先把稿子拿来，给我们看看，再行定夺。”我便把稿子给他了。过了数天，景韩回报我，说：“我们都看过了，《申报》不好登，因为有许多磕碰。”景韩所说的“他们”，当然有史量才、黄任之诸君在内，所谓“磕碰”两字，可作触犯解而是出于无心的，这也是新闻界的一种术语呢。我知道《申报》不便登，《新闻报》更无论了。我在《新闻报》，也曾写过连载小说，规定以一年为期，在此一年之中，汪汉溪先生访问了我三次，只不过词句之间，他认为讽刺某一人为不妥当而已。他们都是这样谨慎小心，而尊重作者，而不肯擅自改窜作家文字，却也很可感的呢。

本来把版权卖给书商，让他们去出版，自己不用费心，不是也很干脆的吗？可是我又不愿意。自己付印刷所排印，由自己出版，最大问题是关于发行一件事，而我又素性疏懒，最怕麻烦，以我所经验的想起来，决定是办不好的。

想来想去，我们这一班作家，总逃不出书商之手，我还是和商务印书馆同人去商量，如把《留芳记》交商务出版，他们必能接受。我们的意思是并不让渡版权，而只收取版税，因为我知道有几位著作家，在商务已有此例了。

未与商务接洽前，先见到陆费伯鸿，偶然谈及《留芳记》事，伯鸿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华书局出版呢？”（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这时中华与商务竞争甚烈，知要在商务出版，更不放你过门，我想中华书局也不弱于商务，现在欣欣向荣，各省都有分馆，既然如此，省得再与商务去啰唆了。于是与伯鸿讲起生意经来，版税收二成，就是照定价一元中，售出后我可以收到二角，三节算账。据他说：“这是特别优待，初版倘印三千部，我们也许要亏本的，希望的是再版。”这样，《留芳记》便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初版在三个月内即销罄，再版迟至两三年，三版恐印得不多吧，总共算来，不曾能销到一万部。版税陆续送来，这些零零碎碎的钱，也零零碎碎用去。可是到了日寇侵占时期，中华书局给我一封信，说是《留芳记》被日方禁止发行了。我百思不得其故，我书也并未踏着它尾巴，为什么要咬我一口呢？以后《留芳记》也就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