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怀旧记（上）（2/2）

景韩的趣事甚多。有一天，好像康侯与继兴，在息楼中，为了一块钱，你推我让，一个要给他，一个说不要，恰巧景韩走来，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他就拈起这块钱，向窗外马路上一丢。累得那个息楼茶房，向马路拾取，早已没有了。景韩道：“没有最好，省得再推来推去。”又有一次，沪杭铁路，招待我们到海宁观潮，到江岸边，要跑一段路。早晨天凉，景韩穿了件夹大衣，跑路时不觉热了，脱去大衣携在手中，甚觉累赘。同行一友笑说道：“既然累赘，弃之可也。”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景韩便把这夹大衣丢了给他。这个乞丐方错愕间，景韩说：“给你！给你！”扬长而去。

更有一事与人不同者，凡属亲友的婚丧喜庆，他概不送礼。如果是吊丧、庆寿，绝对不来，结婚或者来看看，亦不道贺。但他娶第二位夫人时，居然宴客，客凡十七人，我亦其一也。吃的是西餐，座无女宾，新娘亦未临席（他的第二夫人王氏，忘其名，上海人，中西女学毕业生）。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好自立异，或者出于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识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有损于人。结婚以后，我觉得他起居有节，也便随俗得多了。

我与景韩相处的时间多，不觉拉杂谈了不少。我再谈到雷继兴，也实在是个可佩而可惜的人。他是日本早稻田高材毕业生，研究政治法律的，可是他有肺病，不过二十多岁的人，那病已经很深了。他的夫人，便是景韩的令姐，因为景韩的父亲，却是继兴老师，幼年时即赏识他的聪明，便以女儿配给了他。狄楚青开时报馆，把陈、雷两人拉了来，那正在清代末纪，立宪啊，革命啊，闹个不清，像雷继兴这样精通政法的学者，真是在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材。

继兴是进过学的，写文章通畅透切，口才也好，可说得是辩才无碍。那个时候，上海到处开会，到处演说，那演说不是容易的事呀，有许多人想好了一篇演词，起好了腹稿，及至走上台时，全都忘却，两眼白瞪。也有的人言不由衷，语无伦次，像说书先生一般的“口铳”“漏洞”，接连发生。当时上海演说最好的首推马相伯，第二名就是雷继兴了。但据内行人说：马相伯虽然演说得好，不无有些矜才使气；而雷继兴却举止从容，稳健有力。有听他初发言时声音甚低，慢慢地高起来，及至说到最紧要时，不期而然全座掌声雷动了。

辛亥革命前夕，他是江苏各巨公如张謇、赵凤昌等高等顾问，即是世所谓智囊者，那时早脱离了《时报》了。旋又至北京，虽不曾做官，不似许多同学的都成为新贵，闻其潜势力颇大。我当时自知能力薄弱，不求上进，不在这圈子以内，所以也不大知其详。

后据友人传达，在开国之初，袁氏未谋帝制之前，有许多法律规章，均为雷奋所起草的，不知此语能否证实呢。

此外，如林康侯、龚子英、沈叔逵诸君，虽他们早离开了时报馆，我和他们仍相交往。尤其是康侯，他入了银行界以后，我常与他在银钱上有小小的往来。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个同庚会（因为我与他同为光绪丙子年生的，有穆藕初等共二十人），每月聚餐一次，所以他如在上海时，每月必见一面，关于康侯的事，以后当再提及。

入《时报》以后，那时却另有一班朋友，这却是因狄楚青而认识的，实在是与《时报》无关。就在那个时候，楚青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本为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所需，后来竟成了一个俱乐部。许多朋友，常来此游玩，而有两位朋友，也便住在那里。这两位朋友，一为濮伯欣（号一乘），一为陈彦通（陈三立的第七公子），这都是楚青小一辈的朋友。

其他楚青的朋友，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诸位，誉虎是难得来，而秉三却常常来此。那个时候，陈彦通最是活跃，以世家子风流文采，又好冶游，北里中名花群集。只有熊秉三规行矩步，谨守阃令，他也是《狮吼记》中陈季常的流亚，那时他的朱夫人尚未逝世，至于毛彦文女士却尚在雏年。

因《小说时报》征求照片而猎艳（曾见前章），又以陈七公子的浪漫作风，民影照相馆莺莺燕燕，遂成为珠香玉笑之场，我的和花界姊妹为缘，亦由此开端。杜牧之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非无故也。张四先生（謇）板起面孔向人说道：“时报馆冷血好赌，天笑好嫖，哪里办得好？”（据史量才传说。）我不足惜，冷血不过叉叉小麻雀耳，乃竟以好赌加之。又闻陈伯严（三立）向人抱怨楚青，说把他的儿子老七引坏了。回念前尘，殊可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