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余觉沈寿事（2/2）

我当时正在编《妇女时报》，归时乃索得沈寿的照片，及其制品的照片。随后，余觉又寄来他的赴日学绣的小夫人照片，姿容曼妙，手张日本绢伞一轮，含笑睇人，亦印入《妇女时报》中。

越二年，余觉到时报馆访我，颜色甚沮丧，他说：“你知道我的在日本学绣的小妾，已背我随人去了吗？”问其所以，他说：“此人本为天津班子中人（天津妓院，均称某某班），是北方人，今随一赵某而去，亦北方人。那赵某是留学生，亦是革命党，在日本演新剧，艺名赵嗜泪，原名赵欣伯。”我说：“你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乃劝慰他道：“佳人已属沙叱利，足下可以挥此慧剑，斩断情丝了。”

余觉道：“此事尚有新闻，最近听说两人为了革命，到武汉去，已被捕获，存亡未知。你们报馆，武汉当有访员，可否请为一询？”我那时正编地方新闻，因答应了他，一询武汉访员，来信模模糊糊。说是传闻有一赵姓革命党被捕，最近又有一女革命党，发髻中扎有白头绳，传为赵之配偶，赵则已伏诛了。我即以之复余觉，其时在辛亥革命之前。越四十年，余觉馆于我表弟吴子深家，课其子，告我道：“前所云我有一小妾在日本随一赵姓而去的赵欣伯，并未死去，现已在伪满洲国为立法院长了。”至其院长太太，是否在日本学绣的女郎，则未加考证呢。

至于在南通发生的一段因缘，余觉、沈寿之间，忽插进一张謇，这正是佛家所谓一重业障。好事者详为记述，新闻界添此材料，我就所经历的说一说：那时余觉在愤恨之余，写了一册《痛史》，登载了张謇的亲笔情诗，精楷石印（他本是书家，擅楷书与草字），便来访我，意思要我介绍这《痛史》登上海各报。我正言告诉他：“张四先生是我们江苏的乡先生、乡前辈，众望所归，我不能为你向各报介绍此册。老实说，即使介绍了，上海各报，也没有一家肯登的，我不犯着去碰这一个钉子。”

余觉迟疑久之，便说：那么登小《晶报》如何？（上海的《晶报》，人每呼之为小《晶报》，这是出于街头报贩之口。）我倒为之一怔，便说：“我也不能介绍，你自己看余大雄便了。”我知道《晶报》一定欢迎的，他们的宣言，常说凡大报所不敢登不愿登的，我《晶报》都可以登。

这个我未便阻止他了，《晶报》果然把他的《痛史》，排日登出，于是喧传遐迩。后来大生公司（张謇所创办）一班朋友，有疑心我给余觉代送《晶报》者，那真不白之冤。平心而论，张謇、余觉，都有不是处，而沈寿最是可怜。她以身怀隐疾，专精艺术，两方竟挟以相争，酿成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怎得不愤郁以促其生命呢？

张謇邀沈寿至南通一段因缘，我不甚了了。但余觉自辛亥革命以后，即无职业。既邀沈寿，余觉自必偕行，南通事业大，必可得一好位置，张亦曾予以照应，出资为经营一“福寿绣品公司”，后来亏蚀了，尚有其他经济上的事，总之两方都不慊于怀，余觉遂离去南通。张謇至此，遂有买珠还椟之心，亲沈寿而疏余觉。其最无聊者，张忽自作多情，写出了许多缠绵悱恻、鸳鸯蝴蝶派的诗词，贻人口实，这位殿撰公，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及至沈寿病死于南通，张葬她于狼山风景之区，树一墓碑，不题其夫姓，又无余觉署名，于礼亦不合。余觉更大愤，至欲将沈寿棺木自狼山迁出移葬，且声言欲与张打官司，正纷扰未已间，而张亦逝世了。一死以后，诸事都解决，安土重迁，沈寿孤坟，亦长眠于狼山。余觉年至八十余，遗一子一女，即其另一如夫人所出，女嫁我一远房的吴氏表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