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的编制（2/2）

第二，特约通讯这件事，也是由《时报》创始的，虽然《申报》《新闻报》，各地都有访员，但是这些通讯，都是无足观的。《时报》当时最重要的是北京通讯，当然，那时的政治重心在北京，所以北京通讯，显出重要来了。自然那几位特约通讯员，都是有政治知识而文笔优富的人，方可以胜任愉快。记得《时报》最初的通讯员是黄远庸（笔名远生），他是江西人，还是前清的进士，曾到日本留学。因为他与《时报》的雷继兴（奋）同学，狄平子与他亦相熟，因此《时报》一创刊，即担任为《时报》通讯。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馆，便把黄远庸拉去了，但仍为《时报》偶尔通讯。袁世凯帝制时代，为了上海开设亚细亚报馆事，友人劝其赴美避祸，卒遭暗杀，真是冤哉枉也。此外，邵飘萍与徐彬彬，亦都曾为《时报》做过北京通讯员。飘萍太忙，发专电是专长；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都不及黄远庸，飘萍与彬彬皆我所推荐。

这班北京特约通讯员，都在报上标明“北京特约通讯记者某某”，虽不是天天要写通讯，但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通讯。这种有系统的、文艺性的，观察时局，评论人物，用一种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出的通讯，颇为读者所欢迎。大约每篇总要有两三千字，过短觉得不足以过瘾，过长则又觉得冗长无味，甚而至于画蛇添足。我们收到了每篇北京通讯之后，都排列在专电后，各种新闻前。除非看出它有笔误或有所忌讳外，未敢轻改一字。凡属高才，都不喜人家擅改他的文字。我每见许多编者，恒喜乱改他人文章，自诩博雅，其实识力不足，反致点金成铁，更为作者所不悦，所以因此为戒呢。《时报》上偶然也有国外通讯，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几位留学在欧美、日本的，或是使馆里的朋友写来的，这是他们一时高兴，而也是不受什么报酬的，并非是一种职业性的通讯员。

到后来，上海的各大报馆，也都有了特约通讯员，更为当行出色，这都是民国时代的事了。报业既进步，经济自更发展，像黄远庸在《时报》写通讯，不过月酬二百元，已经算是最高了，其他报馆不肯出此（如当时申报馆的总主笔张蕴和，在外国资本时期，月薪不过四十余元）。在《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则除了月薪之外，还有交际费可以开支，那当然宽展得多了。

有一时期，邵飘萍曾担任了《时报》的专电与通讯，在新闻上可以说统一。因为飘萍那时在新闻上大发展，除了在北京开设了“京报馆”，又办了一个通讯社，网罗了许多人材，在北京认识了许多人。认识寻常人不足异，要认识在政界方面足称重要的人，方可探索出重要的新闻来。因为他的交际广阔，方可以对于新闻上，如张网一般，无所遗漏。他这时不但与《时报》发电，也曾与《申报》发电。正在军阀时代，有许多秘密的消息也传了出来（有要闻他不打新闻电）。但上海的各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加以他在北京连吃官司，结果和黄远庸一样，断送了生命，殊可哀也。

第三，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的，虽然也登载些小说、杂文、诗词之类，都附载在新闻的后幅。我在初进时报馆去时候，便是如此。但《时报》那种杂录，如楚青所写的《平等阁笔记》和《平等阁诗话》（后为陈子言所编）都是附载在新闻之后。还有名人投稿，弃之亦属可惜，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因为《时报》的读者，都说《时报》是趋向于文学方面的，喜欢弄笔的人都来了。

后来我创议别辟一栏，名字唤作《余兴》，专登载除新闻及论说以外的杂著，商诸楚青，他颇赞成，便嘱我主编。当时亦没有什么副刊的名称，但自辟此栏后，投稿者非常踊跃。因为《时报》对于教育家、文学家，著有信仰，上海以及外埠的各学校都阅《时报》，尤其是青年学子，故所有投稿家，大半是从此中来的（我认识范烟桥、周瘦鹃，即在此时）。这余兴中的文字，正是五花八门，矜奇斗巧，讽刺歌曲，游戏文章，可谓层出不穷。

他们虽不受酬，可是我们为了鼓舞投稿人的兴趣起见，分别酬以有正书局的书券，好在有正书局那时的出版物，甚为丰富，都是狄平子所选取的。苏州、常熟、吴江（同里镇）的投稿家，积聚了许多书券，到上海来，选择了一大包回去。

后来《申报》《新闻报》，也便有了副刊了，《申报》的唤作《自由谈》，《新闻报》的唤作《快活林》，其他各报也都有了副刊。自从毕倚虹进了时报馆以后，我们又商量了别辟一栏，名之曰《小时报》，一切都是小型的，可谓具体而微，有小评论（我与倚虹轮写，一名小生，一名小可）、小专电（此电是电话）、小新闻（里弄间琐屑奇怪的事），一概都是袖珍式的，颇觉新颖有趣。其时助我们的，还有濮伯欣、陈彦通诸君，诗词并载，庄谐杂陈，可以做到雅俗共赏之作，为读者所欢迎。编副刊亦要有种种技巧，而且常常要变换方式，乃可以引人入胜。这种副刊，毕倚虹题其名曰“报屁股”，现在报屁股三字，已传诵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