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林》（2/2）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作“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后，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后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仆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拳变，两宫回銮以后，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后，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应，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作《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后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后，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辛亥以后，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长，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一九二七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赍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后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于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于写《留芳记》的事，我后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账，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