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开场（2/2）

报纸上，除了论说、时评（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一是时事的评论，一是《时报》评论，有双关之意义）以外，便是新闻。新闻可以分三部，一是要闻，质言之便是北京新闻；二是外埠新闻；三是本埠新闻。要闻当然是最主要的，这时候，中国并没有通讯社，可以当天发电报，要消息灵通，便靠报馆里自己的私家专电。那些专电，大概都是北京打来的，因为前清的政府在北京，所以政治的重心，也在北京了。其次是北京通讯，这北京通讯，也是《时报》所创始，延请文学好而熟悉政情的人，观察时局，分析世事，那种通讯，大为读者所欢迎。其时为《时报》写北京通讯的是黄远庸君，江西人，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后亦为《申报》北京通讯，袁世凯帝制时代，在美国为华侨所暗杀。后来又有邵飘萍、徐凌霄诸君，也为《时报》写过北京通讯，此二人为我所推荐。

外埠新闻，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新闻。但是就各地而言，也只有东南几个省城，或是几个通商口岸，才有访员（俗称访事），这些访事的薪水，极为微薄，每月不过通若干信，他们也访不到什么新闻的。只是邻近上海的各处，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江浙两省的各繁盛府县市镇，《时报》设有分销处地方，新闻也便多一点了。但是某一地方，倘然发生了特别重要事件，那也有发专电，写通讯之可能。

本埠新闻，在最初是极不重要的，报馆开在租界里，所载都是租界内的事。主要是公堂访案，专管人家吃官司的事。公堂访案就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别，那些访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每月仅在十元以内，但是他们不嫌菲薄。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组织的，担承上海各家报馆的本埠访员，送出来的稿子是一律的。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又叫新衙门）对面，有一家茶馆，便是那班公堂访员的茶会。倘有一件官司，当事人不愿登报的，知道这个门径，或者进行了贿赂，他们就可以把这件案子，不送报馆。但是后来不行了，上海的事业，日渐繁复，本地的新闻愈趋重要，各报馆都有了外勤记者，这一班旧式的本埠访员逐渐淘汰了。

在《申报》《新闻报》的当初，编辑方面，更为简单了，他们是所谓混合编辑。用一种只可以一面印的油光纸印的，统共只有一大张，倘然加半张的话，名之曰附张，附张上专载各省督抚的奏折之类。正张上，开首是一篇论说，以下便是上谕，宫门抄（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闻，本埠新闻，也从不分栏的，此外便是洋行广告了，总之是广告多于新闻的。直至《中外日报》出版，方用了两面印的白报纸，可是《申报》《新闻报》，老不改良，在我进《时报》的那年，还是由一面印的纸张咧。

《时报》上的要闻与各埠新闻，都是陈景韩编的，本埠新闻是雷继兴编的。那个时候，各地正在闹地方自治，上海本地的一班有志之士，兴教育，办实业，也正在奋发有为，在租界以外的南市、西门、闸北、浦东，也都兴盛起来，继兴是精明法政的人，所以他编上海的地方新闻，是最为适宜的。

我进了《时报》三个月后，楚青与陈、雷两君商量以后，把编新闻的事，再一调整，是景韩编要闻，我编外埠新闻，继兴仍编本埠新闻。但是仍旧通力合作，如果有一人因事告假，其余两个人中，可以代为发稿，我们三人又商量定了，各人在他所编的一栏里，就当天所发的新闻中，择要写一个极短的时评。那时评一，属于要闻；时评二，属于外埠新闻；时评三，属于本埠新闻。

我后来这论说就不写了，起初写了几篇，交给总主笔，有的马上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出，有的略加修改后登出。初进报界，我不知道如何立论，方合舆论，方切时局，方符体裁，自然还是学习态度。那是白纸黑字，印出来要给人家看的，当然要句斟字酌了。我向来写什么文字，既不起稿，又不修改，我妻常笑我，说我的写文章，“出门不认货”，这次较仔细一点，但没有登出，不免有些懊丧。再有写文章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见人家改窜了，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便要根寻以何理由而改窜？倒是不登，来得爽快。

后来我问起景韩、继兴他们也不写论说，我觉得他们的文字，都比我写得好。景韩的文章，简洁老辣，即写时评、小说亦然。继兴，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生，他在新出的《法政杂志》上也写文章，理解鲜明，文词畅达，为什么都不在《时报》上写论说呢？我问了他们时，他们说：“反正有广东先生在写了，我们乐得藏拙躲懒。”于是我学了他们的样，我也不写论说，我也藏拙躲懒了。并且以后编外埠新闻稿，每月要写三十则时评，难道还抵不上篇论说吗？

实在，当时报纸上那种长篇累牍的论文，倒不如短小精悍的短评，易于使人动目。大概普通读报的人，一份报纸到手，翻开来最主要的是要闻与专电，其次是本埠新闻与外埠新闻，就在那时候便有一二百字短文，也连带一起读下去了。到了最后，或者读读论文，事忙的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简直干脆不看论文。况且那时又都是文言，没有圈点，像近日的新式符号。写论文的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成了一种滥调与老套，因此人称为“报馆八股”。

就这样，俗语说的，我就吃了报馆饭，做起新闻记者来了。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

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你笔下一不留神，一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诫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长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许不许我就此职业。那时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闻记者，称之为“斯文败类”，见之于上谕奏折，然而我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不免便走上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