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斋时代的朋友（2/2）

那时候，严先生的《穆勒名学》刚在金粟斋译书处出版，因有许多人不知道名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名学这名词，应作如何解释？便有人来和我们商量：趁严先生此次来上海，我们不如开一个会，请严先生讲演一番，使得大家明白一点。我们于是请命于严先生，他也允许了，便即选定了一个日子，借了一所宽大的楼房，请了许多人来听他的演讲。我们这个会，定名为名学讲演会。

这个名学讲演会，我们邀请的人可不少呢。除了常到金粟斋来的朋友，以及常往来于吴彦复家中的名流，都邀请外，还有侨寓于上海许多名公巨子，余者我都忘怀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两位，一位是张菊生（元济），一位郑苏堪（孝胥）。这两位在我却是第一次见面。吴彦复陪了章太炎也来了，还有我们未曾邀请的，朋友带朋友的也来了不少。关于听讲的事，我们可以拒绝吗？当然一例欢迎。

本来约定是下午两点钟的，但到了三点钟后，严先生方才来了。原来他是有烟霞癖的，起身也迟一点，饭罢还须吸烟，因此便迟了，他留着一抹浓黑的小胡子，穿了蓝袍黑褂（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戴上一架细边金丝眼镜，而金丝眼镜一脚断了，他用黑丝线缚住了它。他虽是福建人，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他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

我们的设备，也不似学校中那样有一座讲台，只在向东安置一张半桌，设了一个坐位，桌上供以鲜花和茗具。听讲的人排列了许多椅子，作半圆形，那都是方漱六所安排的。严先生讲演得很安详，他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不过他的演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坦白说一句话，我是校对过《穆勒名学》一书的人，我也仍似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所以这次来听讲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随众附和趋于时髦而已。

这次讲演，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们虽设有坐位，严先生却没有坐，只是站着讲。他演讲的姿势很好，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不过虽是一小时，在他也觉得吃力了。讲完以后，我们饷以茶点，听众也都星散，留了张菊生等几位。张菊生是他的老朋友，从前在北京和他一起创办过通艺学堂的。可是他也没有多坐，便匆匆回去了。

这个名学一门学问，严先生虽倡译此名词，他也觉得不易使人了解，后来他译了一部《名学浅说》，那不是金粟斋出版了。到了现代，有许多研究新学术的人，也不大提及这一门学问。有人说：在日本人方面，则称之为“论理学”。我国近代，“逻辑”两字，颇为通行，且有所谓“逻辑学”者，闻“逻辑”两字，为章行严所创译的名词，是否从名学而来，会当问之孤桐先生。

我第一次与新闻界有缘的是《苏报》，前已说过了，第二次便要说到《中外日报》是后起之秀，虽然有《申报》《新闻报》两个大报笼罩于上，但不免暮气已深，况且这两报都是外国人资本，外国人创办（《申报》属英，《新闻报》属美），报馆好似一家洋行，华经理称为买办，主笔呼为师爷。这班维新派的人鄙夷它，而他们也以注重商业为本位，只要能多销报，多登广告就满足了。《中外日报》是中国人办的，当然没有那种洋商报馆的习气。为了汪氏昆仲的关系，我们早与《中外日报》接洽，金粟斋出版的书，必须在《中外日报》登广告。后来因为金粟斋没有办发行所，出了书也就由《中外日报》寄售了。

中外日报馆我是去过好几次的，馆址至今已想不起来，那规模比了《苏报》可是大得多了。但是要比现在的大报馆，还是不能同日而语。主笔房只有一大间，汪颂阁以总经理而兼总主笔，占了一张巨大的写字台，此外的编辑先生，各占一席。两位翻译先生对面而坐，译东文的是叶浩吾，译西文的乃温宗尧（粤人，号钦甫）。说起当时报纸上翻译，殊令人发生感慨：第一，一般普通的读者，不注意国外新闻，譬如说：现在某国与某国已在交战了。他们说：外国人打仗，与我们中国无关。除非说，外国将与中国开战了，当然有点惊慌，但是说，不打到上海来也还好，东南自保之策，也就是这种心理。第二，翻译新闻，翻译些什么呢？那时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到上海来，只有英国的路透社一家，中国报馆要叫它送稿，取价甚昂，以英镑计算，实在路透社报告的都是西方消息，读者也不甚欢迎。于是翻译先生们只好在上海所出版的西报上搜求，如《字林西报》等，倒有好几家呢。日本有一种“东方通讯社”，记得也还未有，日本报馆，似已有两家开设在虹口。不过日本报纸可能常常由大阪、东京寄来，足供叶浩吾的选译。

我今再提起一人为马君武先生，君武亦吴彦复家常到的宾客，为人诚挚而好学，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然其天真处亦不可及，当时传有两事：其一，这时日本留学生回国者甚多，颇多浪漫不羁之士，如沈翔云则挟妓驾了亨斯美车（一种自行拉缰的马车）在张园兜圈子。如林少泉（即白水）则见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鸦片烟。至于出入花丛，竟无讳忌，某一日，一群青年，在妓院闹事（上海人称之曰“打房间”），据说为龟奴所殴，君武本不作冶游，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战，亦受微伤。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见之，果额角其有血痕一条。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此为当时友朋对马君武的趣谈。

更有对于我一嘲弄可笑的事，我今亦不讳言。当时金粟斋常来游玩的宾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邱公恪与吴孟班。公恪名宗华，为吾乡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吴孟班，亦吴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小，而才气横溢，雄辩惊座，不似我之讷讷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论，真不像是个吴娃。我们以同乡的关系，时相过从，孟班常说我太拘谨无丈夫气。一天，在朋友辈宴会中，宣言于众，说我像一位小姐，于是这个小姐之名，不翼而飞，传播于朋侪间，如蒋观云先生（智由）见我即呼我小姐。三十岁以后，本已无人知我有此雅号，一日，与南社诸子吃花酒，诸真长（宗元）忽宣泄我这个隐名，于是又飞传于北里间，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时，陈陶还以此相谑呢。

再说邱公恪与吴孟班这对夫妇吧，我离金粟斋后越一年，闻孟班即以病逝世，或云难产。公恪到日本，习陆军，入成城学校。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又以他们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夫人逝世后，不数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们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长逝。两人年均未届三十也。叶浩吾挽以联曰：“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蒋观云挽吴孟班诗句云：“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我今白发盈颠，回忆五十多年前，多情俊侣，再无复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余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