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蒯礼卿先生（2/2）

蒯先生那时却说：“文字亦随风气为转移，龚定庵近来颇为入时。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渐觉陈腐了，一读龚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诗词等，显出惊才绝艳，青年人更为喜欢它。不过究非诗的正宗，有人甚至说它为野狐禅，真要学诗，非从古诗入手不可，仅仅读近代人的诗是不够的。作文亦然，必须多看书，多研究，并非说古人的话全对，不过多阅览以后，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个抉择。”

这时候，民主思想，渐入人心，虽没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种大炮轰击，但孔子学说，已为新学家所疑问。为了《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于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据说这还是到中国来传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国书后，倡此说的。于是信奉孔子者，为之辩护，说这两句书为宋儒所误解，这个句读，应当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偶与蒯先生谈及此，他说：“这是孔子的明白国家的政治，世界各国，无论哪一国号称民主的国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读给他辩护。说到传教士倡此说以诋孔，尤为可笑，他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

蒯先生的谈锋真健，可说无所不谈，从宗教到社会，由哲学至时政。他颇研究佛学，常和我们谈佛学，他常赞叹：佛学是广大圆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们于佛学是有点研究的，但是我却一窍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总是娓娓不倦地讲下去。我问：“如何于佛学有一点门径，可以摸索进去呢？”他叫我去看《大乘起信论》，于是我便去买了一部《大乘起信论》。这时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经处”，专刻佛经，流通各地，是杨仁山老居士所办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难起信心，大概我是一个钝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谈，又能熬夜，我们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饭，甚至在十一二点钟，到我们屋子里来了。一谈常常谈到半夜，当然都是他的说话，有时竟至鸡鸣。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仆人来催请。有时谈至深夜，上房里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类，与我们同食。我想送茶点出来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时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过来谈时，总是在我屋子里的时候多，后院竟不大去，这是因为我屋子离上房近。听讲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与我三人为多。

本来我到南京来，原是由戴梦鹤介绍，教蒯先生的最小两个孩子的，但来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书的事了，每天只是叫我看书。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询问，后来得到了梦鹤苏州的来书，他说：教书的事，仍由陈宜甫蝉联下去了，本来这两个小孩是宜甫教的，一时偶思易人，现在不调动了。陈宜甫是研究小学的，为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镇江话，也觉得很不易听。据说：这两位世兄，也很聪明，有一天，讲日月两字，先生说：“这两个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个太阳，月字像个月亮。”学生道：“这个我们明白了，但在读音上，为什么日字不读月字音，月字不读日字音呢？”这不知陈宜甫如何解释，若是问到我，我可就无词以答了。

在那里不到半个月，他们的账房，便送来了十二块钱，说是我的月薪，这使我问心有愧了。我来到这里，既不是教读，又没有其他名义，终日间除白天看书，夜来听蒯先生谈话，并无别样工作，岂不是无功受禄吗？在那时候，也不能轻视这十二块钱，一位举人先生，在苏州家乡教书，每月也不过十二元的馆谷呢。我因此问问汪允中诸君，他们说：“我们也是如此的，这是蒯先生乐育英才的意思。”不过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职务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笔墨上，只不过做了几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为谁），刻他的诗文集，请蒯先生给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将诗文集给了我，叫我给他代拟一序。他说：诗文都不甚高明，你只恭维他一下好了。我便当夜写成，交给了他，不知他用了没有？又有一次给人家题一幅山水画，也叫我来题句，我写了两首七绝，请他选一首，他说：“很好！”也不知用了没有，倒是有些对联，我做得不少，以挽联为多，那都是用了，因为他是请人来写的，我都看见。这都是应酬之作，他只给我一个略历，或这人有行述，加以删改，这些谀墓之文，更为便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