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小说的开始（1/2）

外国小说的输入中国，以我所见，则在前清同治年间，其时上海的《申报》上，时常见一二有译载似小说的纪事。如《巴沙官故事》等，及记载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员匿在酒桶中，飘流海面，卒乃遇救事。其他亦常有数短篇，不复能记忆了。我幼时，在朱静澜先生家中，曾见有最初出版之《申报》，订成两册，中乃有此。后来梁启超的《时务报》，遂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的附载，这可以算得中国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了。

自从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问世以后，哄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也有人评之为茶花女只不过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说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说虽如此说，但以琴南翁文笔之佳，仍传诵于士林中。这个时候，号称所谓新学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说。梁启超发行的一种小说杂志，名字就叫《新小说》。那个杂志，不但有许多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小说的理论。梁启超自己就写了一个长篇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时把文学上的小说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写小说，可称为偶然的事。其时我的一位谱兄弟杨紫，他在上海虹口中西书院读书，为的要学习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访他。因为他住在乍浦路，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家花园（简称中国公园），我们常常到那里去坐地。说起这个公园，很令人生气。原来上海租界中，当时有好几个公园，都不许中国人入内游玩。黄浦滩一个公园，门前挂出一个牌子来，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不是直到如今，还传为侮辱我华人一个史实吗？当时我们住居租界中人吵起来了，为什么华人不得入公园呢？造公园的钱，也是华人纳税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苏州河一带、圆明园路口，另造了一个较小的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可怜的住居租界的华人，算得了一些小面子，就此不响了。

紫为了读英文以供研究起见，常常到北京路那些旧书店，买那些旧的外文书看。因为那时候，上海可以购买外国书的地方很少，仅有浦滩的别发洋行一家，书既不多，价又很贵。他在旧货店买到一册外国小说，读了很有兴味，他说：“这有点像《茶花女遗事》，不过茶花女是法国小说，这是英国小说，并且只有下半部，要搜集上半部，却无处搜集，也曾到别发洋行去问过。”

在这个中国公园中（因为这个公园，专为中国人造的，习惯称为中国公园），紫常带着这本残旧的英文小说，随读随讲给我听。我说：“你不如把它译出来呢。虽然缺少上半部，有这下半部，也思过半矣。”他说：“我的国文不行，除非我们两人合译，我把英文翻出来，你把中文记下去，如何？”我说：“那倒可以，我们且来试试看。”于是两人就在公园中，一枝铅笔，—张纸，他讲我写，我们当时便译了一千多字。两人觉得很有兴趣，因此约定了明天再来。

明天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再到公园里，就译有二千字光景。再下一天星期日，又在公园译有二千多字，这三天工夫，便有五千多字了。虽然这不过是极草率的稿子，还须加以修饰，但是我们觉得很满意。可是我不能常往上海，至多来四五天便即回苏州了，但我们却立意要把这小说译完。后来紫说：“你先回去，以后我随便写出来，寄给你，不管通不通，请你重新做过就是了。”

因此他在课余时间，常把他译出来的寄给我，我便加以润饰。回到苏州后，给励学社同人看过，他们都很称赞，而《励学译编》正筹办出版，他们便要求加入《励学译编》去了。这一篇小说即取名为《迦因小传》，这是我从事于小说的第一部书。因为那时候，译外国小说的人很少，倒也颇为人所爱读。后来林琴南觅得了这书的全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迦茵小传》，只于我们所译的书名上的“迦因”二字，改为“迦茵”，并特地写信给我们致意，好像是来打一招呼，为的是我们的《迦因小传》，已在上海文明书局，出了单行本了。当时我们还不知原书著者是谁，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为英人哈葛得，曾印有全集行世。

除了《迦因小传》外，我又从日本文中，译了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一名《三千里寻亲记》，一名《铁世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于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他们国内的新旧书店很多，读书的人，把已读过的一部八分新的书，看过以后，往往即送到旧书店。为的他们的读书界，抱推陈出新主义，卖去了旧书，立刻便掉换读新的了。一到旧书店，价钱便减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后学。我所译的两部日文书，都是我的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摊拾来，他们回国时送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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