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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延山副总理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句话的准确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税制的作用。不过，同样也不能掩饰分税制的弊端。

在以“分类指导”方式逐步构建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唐昱看来，或者说在2000年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只能说是国内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的某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而不能说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搞分税制对此社会上和经济学界早已有许多的讨论。

简而言之，财政体制如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除了分税制之外，别无它途。

不过，唐昱也还记得，在2000后，过于分税制争论的言论也逐渐的出现在报纸和论坛上边，大量的专业人士都发表过评论，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唐昱记得，当年他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份报表性质的东西显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0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00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0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这显然就是分税制造成的弊端，而当时面对县乡财政困难也产生了两种意见，其中的一种意见认为，分税制只适于中央和省级之间，省以下不宜搞分税制，主张区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后者不搞分税制。

事实上，唐昱对于分税制真正诟病的不在此处，而是诟病由分税制衍生出来的“跑步前进”“跑部钱进”这么个词儿。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一份数据显示，国内每年超过200亿元的资金用来“跑步钱进”，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免不了让人触目惊心，而那所谓的跑部钱进，就是分税制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一本叫做了望的杂志就指出过，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唐昱的脑子里边有这样一组数据，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不到两百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超过五百家市级和超过五千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显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了所谓的跑部钱进才出现得。

唐昱倒是还记得前世有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儿，网上有一部当红小说叫做驻京办主任的书出了名，里边描述了大量驻京办的事情，最后大量的市县两级驻京办在北京撤销。

分税制的第二个为唐昱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上边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可以这么说，唐昱前世的时候的房价只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这才是唐昱最为诟病的地方。

第一百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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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便是唐昱的心中对于分税制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和不满意之类的东西，这些担心和不满意，此刻的他定然是不会和苏慕儒这些人说出来的，那些东西，或许和沈睿鸿可以浅浅的谈一些，还不能过于深入，至于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他是万万不会谈论这些东西的。

唐昱想来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可以做，那个时候就不方便做。

以唐昱现在的资格，他不过一个小小的高中生，充其量有一个处级的政府秘书长老子和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做干爸，就他这样的小身板和分量，不要说干扰到中央那个层面类似于分税制这样重要的政策制定，便是省内和市里边的一些东西的制定，如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说服沈睿鸿和苏慕儒，让他们同意观点，他都没有参与进去制定政策的资格。

所以，即便他前世的经验以及社科院充电时候的学习，让他早就知道分税制下隐藏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不过此时此刻，那是绝对不适合提出来的，提出来，无论是对他或是对苏慕儒或是对沈睿鸿，都没有好处的。

分税制改革，即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会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体制改革里边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记得唐昱重生那会儿恰好是建党九十周年的周年庆，国内在大肆的宣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改革履历，分税制的改革在其中名列前茅。93年和94年的那会儿，在后世的评论家口中，这两年一度被称为朱延山副总理的改革年，可见分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那时候，在中央财政几近于崩溃的情况下，分税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可以说，中央的财税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在那种大背景下，别说唐昱或是唐天鸿、苏慕儒这种层面的人提出异议，便是沈睿鸿提出来，中央也要毫不犹豫的碾过去，忽视你的意见那是最好的结果，若是把你碾哥粉身碎骨，那就悲惨了。

在这种情况下，明知道出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唐昱自然不会自讨苦吃，也不会让苏慕儒和沈睿鸿自讨苦吃。

唐昱心里边清楚，或许在日后逐渐强大之后他或许有资格参与到这个层次的东西，不过现阶段，他最多只能和苏慕儒等人说一下分税制里边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罢了，其他的东西，却不是这个时候的他能够参与的。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把某些不轻不重的想法和沈睿鸿隐晦的浅浅表露一下，至于最后能不能进入某些人的耳朵，进入耳朵之后又造成什么样的想法，那就未可知了。

不过饶是如此，唐昱今天说的东西还是让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大为受益。要知道，那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