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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当学员们纷纷谈论这些话的意义的时候，刘建业却很不以为然。漂亮话，狠话，谁不会说，我说这种话的水平，绝对不比你蒋委员长差，他蒋某人还不如把话改成，如危及蒋某人的政权的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不把你逼到退无可退，你蒋某人绝对是不会和日本人兵戎相见的。当然，这些话，刘建业可是对任何人都没有说，他还不想进江东门的模范军人监狱。那个地方，进去了可是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

九月间，两广地区的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平息，结束了两广与南京政府对峙的状态。这场闹剧一样的事件，并没有让刘建业感到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广东陈济棠打着抗日的旗号，拿着日本人的援助，请着日本的军事顾问，怎么可能是真心抗日活该他落得一个众叛亲离，通电下野，灰溜溜的走人。

这一年的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十军、五军、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共21000余人，在徐向前、陈昌浩统帅下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在河西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作战新计划”。在刘建业的记忆里，这一次的远征是以基本全军覆没告终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最终批准这个计划的居然不是中共中央或者中央军委，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刘建业对于这个组织，从来都是没有多少好感的。倒不是他讨厌共产主义，作为在伟大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里出生成长的一代人之一，他向来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论怎么乱，都轮不到外国人和组织来指手画脚。而这个共产国际偏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刘建业的忌讳。从共建立到大革命，再到江西苏区，这个组织在刘建业的眼里，就是纯粹的阴魂不散，派来的几个外国人特使，都以太上皇自居，动辄发号施令，胡乱指挥，完全是围绕着苏联的利益来安排中共的事务，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里，居然要求中共在东北发动武装暴动，以武装保卫苏联。这是什么事，要中国人牺牲自己民族的利益，来武装保卫苏联，保护苏联在中国的特权，简直就是荒谬。派回国的几个人里，王明和康生等人，还有几个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除了整人和乱杀人，别的本事都稀松平常。再说，刘建业也对打通所谓的国际通道的作用，也深为怀疑。历史上，抗战时期，塞北的八路军也曾经短暂的打通过所谓的国际交通线，可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中国共的东西是什么一批马列主义书籍，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刘建业从陆军大学以还算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同时，刘建业还收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的铨叙军衔的命令，刘建业同学大概是靠着出身黄埔，陆大毕业，土木系成员，还有一些好运气，居然没有在许多高级军官由高降低的时候，被升了一级，成了陆军上校；还有一份是军令部的命令，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11师33旅旅长，原66团团长职务由胡琏接任。刘建业现在可以说真的是运气来了，连城墙都挡不住了。

刘建业从南京赶到驻扎在韶关至衡阳之间的平汉铁路沿线担任护路和筑路任务的33旅驻地接任以后，没有过上几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第一部

第十五章西安事变

这件事情还要从源头说起。自从1931年的9月18日，9月18日夜，日本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统帅，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张少帅，一方面在蒋委员长的不抵抗的电令下，一方面也是不想消耗自己的实力，从北平下令东北军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犯不得予以抵抗，沈阳一夜间失守。此后，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陆续从东北撤入山海关内，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坚持抵抗，不肯投降。1933年1月的榆关抗战，仅仅三天，山海关失守，东北军守军几乎全军覆没。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东北军系统的热河省政府主席，55军军长汤玉麟几乎不战而溃，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为了承担责任，同时也是躲避国人给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名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并表示自己是“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回国以后的张学良张少帅，一举从对日妥协派转变成为对日主战派。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所统帅的20余万东北军部队并不放心，尽管东北军数年以来为他东征西讨，死伤无数，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用起来不放心，所以，蒋委员长还是要想办法削弱东北军。于是，1935年的下半年，除了53军万福麟的部队以外，东北军部队全部调往陕西，奉命参加剿共。

虽然，东北军部队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央军内的精锐以外，没有比得上的，但是，犹如浮萍一般失去了自己的根的东北军官兵，对于剿共实在没有多少热情。相反的，随着离开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长，东北军自上而下，大多数人都厌倦了这种如同流浪的生活，时刻思念自己的家乡，在日本关东军铁蹄下的父老乡亲。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也不断上书张学良，要求他向中央请战，带领自己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不再继续流浪。加上蒋委员长在东北军撤退入关以后，不断的从各方面限制削弱东北军，给予各种不公平待遇，东北军官兵和几十万家属生活艰难，越发加重了东北军官兵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东北军部队剿共战事不利，先后损失了三个完整的师，蒋委员长不但不给予补充，还撤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这使得一向服从紧跟蒋介石的张学良，也对自己的把兄产生了不满。

就在张学良对自己和东北军的前途未来感到彷徨的时候，中共通过释放的东北军团长，张学良贴身侍卫出身的高福源，向他传达了合作抗战的意愿。经过3月在洛川和李克农的商谈，4月在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6月15日，张学良在西安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向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6月22日，张学良公开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说，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8月29日，闻讯国民党特务逮捕东大学生代表，张学良派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9月23日，张学良回电蒋介石，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与此同时，同样对剿共前途感到怀疑失望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发现张学良的意图以后，两人迅速达成共识，要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避免亡国命运。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10月29日，张学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