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贿赂司法没那么简单（2/2）

特别是在“枉法、草菅人命”这类罪上，哪怕你权势再大，也一样被审查清算。更别说普通县官，若收贿判错案，不仅乌纱帽不保，弄不好还得蹲监狱、流放边疆。

“钱能通神”只是谣言，贿赂一旦被抓下场很惨。古代确实存在司法腐败，但风险极高。一旦被查实“枉法徇私”，轻则罢官，重则流放、斩首。《唐律》规定，凡收受贿赂致使冤狱者，“枉者斩、受者绞”，双双处死。

清代雍正年间设“养廉银”制度，就是为了杜绝贪腐。县令一年俸禄虽少，但“养廉”可达数千两银子。朝廷就是用高薪把官员养住，然后重罚贪官。一旦贪污枉法，查实直接砍头，以此形成“高薪重罚”的制度震慑。

康熙年间的“察吏大典”中，就记载有一县丞收贿断错案，被揭发后“杖责四十，流放伊犁”，财产全抄。还不如当初按律办案，安全又省事。

有一种误解认为“告官就是造反”，其实在很多朝代，“击鼓鸣冤”“跪诉衙门”“上书告御状”都是合法、常见的司法渠道。清代更设立了“都察院”和“京控处”，专门接待百姓告状。

宋代百姓王某，因县官徇私，越级到京控状，经过开封府再交三司审理，最终平反。连宋仁宗都说过：“官错民讼非民咎，断错狱乃为吏失。”

民间流传的“冤枉不许伸张”其实是地方恶政或土豪乡绅压制之举，不是国家法理所支持的。从程序上讲，民告官不但合法，而且若查实，官员要重罚。

清代审案设有完整的“三级六审”制度，即县、府、省三级，各层都有初审、复审、覆审三次，尤其是死刑、杖责、徒刑类案件，必须逐级递送刑部审定。

乾隆年间一桩“冤杀案”，从起案到终审，前后走了三年时间。案卷多达十二卷，笔录三十余份，证人十六人。就连地方主审官都被调职三次。最终皇帝钦定“冤杀”，主审官被降职调离，案子平反。

如此“拖沓”，从今天看效率低，但正是古人司法的“慎断文化”在起作用。怕的就是“快刀断冤案”，所以宁可拖，也不能草草了结。

古代不乏冤案，比如宋代“洗冤集录”成书，就是为避免误判误杀。但也正因为重视程序、讲究文书，才使得很多案件后来能“翻案重审”。

最着名的如“赵作海案”前身——宋代“张氏冤案”，一妇人杀夫被冤，后来真正凶手落网，案件重审，平反昭雪。而案件能重审，靠的就是有案卷、有人证、有程序记录，不是一锤子买卖。

冤案的存在，反而反映出古人对“慎刑”的高度警觉。越是讲证据、讲程序的年代，翻案越有可能。相反，那种“衙役一句话、棍子伺候人”的情节，反倒是对律法完全不尊重的极权行为，在多数时期都属于“法外之事”。

很多小说主角喜欢打人后“去县衙喊冤”，或者“怒怼官差不服”，甚至“强闯公堂”——在真实历史中，这种行为不是耿直，而是犯法。

《大明律》规定：“殴打官差者，杖一百，徒三年。”“闯衙门擅入者，杖八十。”甚至大声喧哗、拍案闹堂，也会被以“扰讼”治罪。至于什么“英雄打抱不平”“强揍衙役”，那是要立即拿下、枷锁示众的。

真实的司法秩序，不是靠“拳头讲话”，而是靠证词、口供、律例、法条一步步走出来的。想“以武犯禁”，在古代只能换来棍棒与流放。

不可否认，古代司法也有腐败、冤案、贪官，但这不是制度的本质问题，而是执行中的偏差。从制度设计上，唐宋以降的中国法律体系堪称世界前列，不仅讲证据、重程序、设监督、讲慎刑，还有错案申诉机制。

如果你真穿越回去想打官司，靠的不是“送钱开道”，而是事前准备、证据扎实、熟悉律条。搞不清律例的人，别说赢，能保住自己不被反告就不错了。那些小说中“聪明人随便赢官司”的桥段，在真实历史里，多半进班房。因为古人那套司法程序，远比你想象得更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