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9章 深秋定策（2/2）

交易的活跃，直接反映在市舶税收上。

根据巡抚衙门直属账房的严密统计，在上海县清丈完成后的第一个完整月份（景和四年四月），上海浦市舶司征收的各类正税、附加及特许费，总额便突破了 四千两 白银。

这已远超清丈前上海县全年的田赋杂税总和！

随着夏季贸易旺季到来，商船愈发云集，这一数字如同被海潮推动般节节上涨：五月，五千五百两；六月，七千两；到了九月秋汛，更是直逼 一万两 大关！

这还不包括“松江互贸商行”缴纳的特许经营费，以及合法贸易带动下码头仓租、牙行佣金、民夫脚力、乃至城内酒肆客栈等相关行业的税收增长。

上海县城内，新的客栈、货栈、酒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雇佣了大量本地百姓。以往许多靠走私分润或为豪强种田为生的青壮，如今在码头扛包、在商行帮工、为番商引路，收入反而更稳当。

街市繁荣，民心渐安。

每月真金白银的税收报表，连同上海浦日益繁荣，商旅辐辏的景象报告，被秦思齐以密折形式，源源不断送往北京。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

当景和帝和内阁阁老们看到，上海县一个月的市舶税收便可达万两白银，一年便是十数万两，那种震撼与欣喜，远非任何华丽的奏章所能比拟。

户部尚书更是老怀大慰，北边军费，各地灾赈的捉襟见肘，似乎因此看到了一线曙光。

秦思齐在奏折中冷静分析，此乃“规范管理、去弊兴利”之效。

并谨慎建议：上海模式或可在沿海条件相若，且原有走私较为猖獗之其他港口，审慎择地试行，以广开利源，充盈国库。

这一次，朝廷的反应迅速而积极。

景和帝朱批：“卿所言开海事，深合朕意。上海之效，朕已悉知。可着卿相机择地推行，务求稳妥实效。所需人事调配，朕与内阁当为卿后盾。”

杨首辅也私下写信，称赞：“善抓要害，于不动声色间开辟利源，并暗示，只要能源源不断为朝廷输血，一些关于土地改革的非议，中枢可以帮忙压制。

有了皇帝和内阁的明确背书，秦思齐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地。

不再犹豫，开始将开海的第二步付诸实施，将上海模式，推向更广阔的海岸线。

选择新的试点港口，他极为慎重。

首要标准是地理条件优越，有天然良港或重要河口。

其次，原有走私基础活跃，说明有贸易需求和民间资本。

地方势力相对单纯，或可借力打力、易于掌控。

最后，必须有可靠得力之人坐镇。

经过与幕僚反复筛选、权衡，并密咨赵明远等知海情者，他最终选定了三处：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今宁波镇海）、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泉州港）、以及 广东广州府东莞县（黄埔港）。

这三地，历史上都曾是重要贸易口岸，民间海事基础雄厚，且目前走私情况均较严重，地方官府或力有不逮，或牵涉其中。

人选方面，他再次展现了布局的长远与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