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旧岸的涛声（2/2）

张美玲最后阐述公平性机制，包括参与式规划、脆弱群体优先、影响评估等。

他们讲得很努力，但台下听众的表情大多严肃，有些人在快速记录，有些人在翻阅面前的草案打印稿。

二十分钟介绍结束，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第一位提问的是那位法国前大使。

“感谢介绍。”他用法语说，同声传译耳机里传来英语翻译，“我对草案的雄心表示赞赏。但我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份计划试图整合的领域太多——从地球工程到社区屋顶，从全球模型到本地数据。在实际治理中，我们现有的机构是分立的：世界气象组织管气象数据，联合国人居署管城市发展，环境署管生态保护，开发署管社会发展。你们设想的新框架，是打算取代这些现有机构，还是在它们之上再加一层协调机制？”

问题直击要害。陆远思考片刻，回答：“我们的设想不是取代现有机构，而是提供一种协作框架和共同工具，帮助这些机构更好地协同工作。比如‘气候风险平台’，可以由世界气象组织牵头，但需要吸纳工程、生态、社会等领域的专家共同设计。”

“但谁有权力要求这些机构协同？”德国代表接着问，“如果世界气象组织认为他们的数据标准已经很完善，不愿意为了‘更易用’而简化，怎么办？如果工程界认为生态恢复项目成本太高，不愿纳入方案，怎么办？”

林雨晴接过问题：“这正是我们需要建立新治理机制的原因。草案建议成立一个多方参与的指导委员会，包括现有机构代表，但也包括社区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通过定期对话和共同决策，推动协同。”

“那会不会变成又一个官僚机构？”印度经济学家问，“更多会议，更多报告，但实际改变有限？”

张美玲回应：“所以我们强调‘工具箱’和‘平台’要实用、易用。只有当协同工作确实能产生更好的结果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参与。”

基里巴斯代表举手。她说话很慢，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我是雅丽塔·托阿拉，代表太平洋小岛屿国家。我仔细阅读了草案，有一个具体的担忧：草案强调‘系统韧性’，但对我们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国土丧失。当我们的土地被海水淹没时，什么‘韧性’都没有意义。草案中提到‘有尊严的迁移和文化连续性’，但具体怎么做？谁出钱？谁决定迁移到哪里？这些问题草案都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让起草团队沉默了更长时间。最终，张美玲回答：“托阿拉女士，您说得对。草案在这方面还不够具体。但我们的框架至少提供了一个起点——承认气候损失不仅是物质损失，也是文化损失、身份损失。‘正益导向’原则要求，任何应对措施（包括被迫迁移）都必须尽可能保护受影响社区的尊严、文化和权利。具体机制需要与像您这样的受影响社区代表共同设计。”

“但时间呢？”雅丽塔追问，“你们的设计过程需要多方参与、反复协商。但海水不等人。我们的有些岛屿，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就不适合居住。我们需要的是紧急行动，不是完美的参与过程。”

会议进入技术性质疑环节。

柏林那位研究所所长，汉斯·穆勒教授，推了推眼镜：“我是气候经济学研究者。草案中提到的‘改革气候融资架构’，我认为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你们说现有资金不足以支持系统性转型，但问题可能不是资金总量不足，而是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与其呼吁更多资金，不如设计更好的激励机制，让现有资金流向更有效的项目。”

李墨飞回应：“穆勒教授，我们同意激励机制很重要。但有些气候适应项目，特别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公平导向的项目，可能无法产生传统的投资回报。这就需要公共资金和新的融资工具。”

“但公共资金也有限。”穆勒坚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出艰难选择。草案似乎回避了这些选择，暗示只要系统设计得好，就能兼顾所有目标。但现实是，在圣米格尔镇的案例中，你们仍然需要在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之间做出权衡，在快速修复和长期韧性之间做出权衡。这些权衡原则是什么？”

这个问题切中了草案的一个软肋。四天四夜的讨论中，他们确实更多关注“如何兼顾”，而对“如何权衡”讨论不足。

陆远坦诚道：“您说得对，草案在权衡原则方面还需要深化。我们的初步想法是，建立一个透明、参与的决策流程，让不同选项的利弊清晰呈现，让受影响社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决策。但具体如何操作，确实需要更多工作。”

接着提问的是一位美国工程院院士：“我是基础设施专家。草案提出‘灰绿融合’，理念很好。但我的经验是，灰色基础设施（如水库、堤坝）和绿色基础设施（如湿地、绿地）的设计标准、维护要求、寿命周期完全不同。把它们‘融合’在一个系统中，会增加设计和管理的复杂性。在工程实践中，复杂性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故障风险和成本。你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林雨晴回答：“我们不完全同意复杂性必然导致更高风险。实际上，多样化的系统往往更韧性。一个只有灰色基础设施的系统，如果某一部分失效，整个系统可能崩溃。而一个灰绿混合的系统，不同部分可以相互备份。当然，这需要新的设计方法和维护模式，这正是我们需要研发和推广的。”

“但谁为这些研发买单？”院士追问，“私营部门只投资有明确回报的技术。公共部门的研发资金也有限。你们是否过于理想化？”

问题一个接一个，每个都切中要害。起草团队努力回应，但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深层的制度、经济、政治难题。

会议进行到两小时，进入最后总结环节。

主持会议的副秘书长请每位主要代表用一分钟表达核心观点。

欧盟代表：“我们认为草案的方向正确，但需要更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成本分析。特别是，如何与现有欧盟的气候政策和资金机制衔接？”

七十七国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代表：“我们支持系统性应对的理念，但强调不能淡化‘损失与损害’这一独立议题。任何新的融资架构都必须确保对历史责任和气候正义的承认。”

小岛屿国家联盟代表：“我们需要紧急行动，而不是完美框架。草案应更明确区分短期紧急措施和长期转型路径。”

学术机构代表：“建议成立专家小组，对草案的技术内容进行同行评审，确保科学严谨性。”

私营部门代表：“我们愿意参与，但需要清晰的商业案例和风险管控机制。”

最后发言的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参与从里约到巴黎的所有重大气候谈判。他头发全白，声音缓慢而清晰：

“我听了今天的讨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环视房间，“起草团队提出了一份很有野心的蓝图，试图描绘一个更智慧、更公平、更韧性的未来。但在座各位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这艘世界的船，仍然停在旧的岸边。”

他顿了顿：“旧的岸边有旧的规则、旧的制度、旧的分工、旧的利益格局。你们的蓝图描绘了一个新的彼岸，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何从这里——旧岸——驶向那里？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成本？谁会受益？谁会受损？航行中遇到风暴怎么办？”

他看着起草团队的四个人：“这不是批评。这是所有变革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你们提出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但世界更需要知道‘怎么做’——特别是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怎么做。”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窗外的日内瓦湖在秋日阳光下波光粼粼，但房间里气氛凝重。

副秘书长最后总结：“感谢各位坦诚的意见。起草团队会认真考虑所有反馈，对草案进行修订。我们将在两周后发布修订版，供更广泛讨论。”

会议结束。人们陆续起身，低声交谈着离开。

起草团队留在会议室，很久没有说话。

最后是陆远打破沉默：“他说得对。我们画了彼岸，但没设计航路。”

“但我们本来就不可能独自设计完整的航路啊。”林雨晴说，“这需要全球的对话、协商、试验。”

李墨飞整理着桌上的文件：“今天听到的很多批评，其实是我们自己讨论时已经意识到的弱点。但听到别人说出来，感觉还是不一样。”

张美玲望向窗外：“我最在意的是雅丽塔女士的问题——时间。对于那些即将失去家园的人，我们的框架可能太慢了。”

安娜·赫尔南德斯这时走进来：“车在外面等了。我们先回酒店，明天开始修订工作。”

回酒店的路上，车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看着窗外的日内瓦街景，但心思都在别处。

在酒店大堂分开前，陆远突然说：“其实今天的会议有一个积极信号。”

其他人看向他。

“虽然有很多质疑，但没有人说‘这个方向完全错了’。”陆远说，“所有的质疑都是‘怎么实现’‘怎么权衡’‘怎么过渡’。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些核心参与者中，我们的基本方向是被认可的。”

林雨晴想了想，点头：“是的。他们不是反对系统性的应对，而是担心执行不了。”

“所以修订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实现。”李墨飞说，“增加具体的过渡路径、试点设计、权衡原则。”

张美玲说：“还有如何加速。对于那些最紧迫的情况，需要有紧急通道。”

四个人站在酒店大堂，周围是来来往往的旅客。有人拖着行李箱去机场，有人办理入住，有人在大堂酒吧谈笑。日常生活的洪流在继续，仿佛刚才那场关乎未来命运的讨论从未发生。

“明天开始吧。”林雨晴说，“把今天的涛声，变成修订的动力。”

他们各自走向电梯。疲惫，但眼神中重新燃起一种决心——不是绘制完美蓝图的决心，而是设计现实航路的决心。

旧岸的涛声很大，但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让这艘巨大的、笨重的、布满锈迹的世界之船，开始转向新的航向。

哪怕只是一度一度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