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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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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我知道认为望舒和此次事件有关,是非常可笑的猜测,大概率只是我为自己的行为擅自赋予的合理性,然而既然回到了地球,我就不可能一直忍着不去追寻望舒的影子。望舒的父母在望舒死后就搬了家,但因为我一直有在关注他们的动静,所以一有空闲找寻过去,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够付诸行动的事。

我租借酒店提供的悬浮车。

很早的时候,城市的街道上行驶的是四轮马车,那需要用缰绳来控制行驶方向,后来马车让位于有轮子的汽车,方向盘就成了重中之重,不过现在,不管是空中还是地面,我们都是直接用大脑发出信号来驾驶车子,只需要在脑海里想左转右转,就可以轻松改变行驶方向。

让车子自动驾驶也不是不行,但是自动驾驶的航线看起来总是毫无目的。我想知道接下来这个方向会通向哪里,但问了也没有意义。我根本分不清答案究竟是不是我想要的——即使是我想要的,对我而言也没有什么价值。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得坚持活下去。这样想尽管不会让我感觉舒服一些,但是否认事实就等同于说谎,我可不是那种人。我很清楚,不管是哪个方向,通向的都是单调且无趣的未来。

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第一次有这个念头,应该是在旁观安理会大厦高峰会议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初中生,因为爸爸在家里参加而有幸获得这一殊荣。

由全息投影进行的高峰会议,也可以说是最高水平会议,一开始是针对某国极端贫困问题,展开一场难以定义又无关紧要的讨论,当时我还没有装设义体,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两者之间是如何扯上关联的,后来话题逐渐转向探讨拯救世界这个‘大’问题上。

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全星海三千亿智慧生命开药方,那简直是一个理论与政策的‘百慕大’。

但那就像现今的地球表面已经完全被城市区划所填满一样,百慕大三角也没有例外。我们并不能说最开始提出将地球建造为一个完全的城市星球的那个科学家是个大傻逼。

我至今仍记得那名说话很大声,完全掌握会议气氛的男性。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当时有名男性哆哆嗦嗦,很低调地要求发言,不过,他所说的内容,和他的低调态度相去甚远。

“请问……贫困国家的政治家之所以如此糟糕,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允许他们如此糟糕吗?”

根据那名男性的说法,选举就根本来说,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规训机制:如果你治理的好,那么你留下来继续执政,如果你治理的不好,那就立马卷铺盖走人。但这个理论假设的前提在于【智慧生命是理性的】。

可是,智慧生命常常不仅不理性,还很感性。

在一个族群成分极其复杂且历史积怨极其深厚的地方,人们给政治家投票往往不是其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和【我】……

他指了指自己说,和【我】是否来自于同一地区、同一宗教、同一民族、同一种族……总之,其人是否是【自己人】。

这种情况下,越是善于煽动仇恨、制造敌人的政治家越有机会,越正直越冷静的政治家越没有机会。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下,正直的人根本不会想要从政。

他的语气始终很低调。

很低调地断言。

简单地引入选举不是‘拯救穷国’的最佳办法,当然,独/裁更不是。让贫困国家过上幸福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共同治理】。

共同治理,是谁和谁治理?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共同治理吗?恕我直言,这一想法很可能触动很多人‘反殖民主义’的神经,继而引起广泛的警觉与抗议,让我们处处树敌——说这话的人,是我那作为副总参谋长的爸爸。所以我才会亲眼目睹他被那个男人讲的哑口无言的那一幕。虽然我是觉得爸爸说的又正确又符合实际。

在会议中,那名男性的发言充分展现了以星海代理人自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府要员的特质,他不失礼数,态度也极为谦逊低调,然而说话却很极端,因此很具有攻击性,更重要的是,他说话非常给人一种不容反驳的气质。

对于不喜欢承担责任的人来说,让他人做出决定是很明智的选择。爸爸永远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

那天,爸爸他还想负隅顽抗,他说,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国际责任就可以不用承担了吗?”那名男性最后对身边的人说,“瑞卿副总参谋长这句话,与那些发动大屠杀、捍卫专/制的那些独/裁者所说的话,是一样的道理呢!”

闻言,爸爸最后就只是呆坐原位,再不能说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这纯粹是我个人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名男性以此结尾,“假如某些贫困国家拒绝我们的共同治理,我们能够发动对于它们的共同治理战争。”

共同治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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