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8章 官风士气急需正（四）（1/2）

对于蔡国熙的这个上疏，朱载坖是很意动的，对于现在的大明朝廷来说，朝廷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经过朱载坖和朝廷的努力，加强了对于地方的控制，整顿了财政，牢牢掌握了铸币权，朝廷的力量确实是非常之强大了，但是对于一点，朝廷却始终未能有效的掌握，就是经义的解释权。

虽然太祖皇帝规定以朱子作为科举的标准答案，但是实际上大明在取士的时候，主考官的看法是最重要的，而在嘉靖以后，心学成为显学，科举之上心学也是可以谈的，同时科场程文增加，考生以揣摩考官文风和态度为最重要的事情，隆庆以后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在科举和商业出版的推动下,现在出现了大量指导初学作文的读本。这类书籍往往注重实用性而多收录文法、文格,也多取名家、大家之语以显其权威性，同时各家各派对于经史都有自己的解释，并且以自己的解释作为正统，这点是从北宋沿袭而来的成法。

在唐以前，对于对于圣人文字也有注释，但是一般遵循疏不破注的规则，指在作疏时完全依照注文诠释，不改变旧注的任何观点。这种做法，是唐代注释家的成例。疏即正义，是对“注”解释，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即疏不破注。强调学有宗主,对于旧注可以有引申生发,但不能另立新说。

唐代科举所用的十三经注疏就是如此的，。它是对古注的再解释，可以说是注释的注。它的注释原则是“疏不破注”。这种注主旨在疏通古注，其长处是浅近周详，其短处则是缺乏创新精神。

但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保证变法的推行，所以王安石编撰的三经新义，其编撰目的是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打破汉唐注疏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开创了所谓的以义解经的模式。

王安石认为：“愚不知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崖岸，要将一穷之而己。先王但稽于众，非一一从也。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何如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为了推动新法，王安石推定编撰了全新的教材，并且将其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这几本书都是有很重要的政治作用的，《毛诗义》着重阐发《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尚书义》是《三经新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调古代治国理念的当代转化；《周官新义》以《周礼》为蓝本构建变法理论框架编纂过程中贯彻以义理解经原则，打破汉唐学者依傍传注的传统，对经文进行符合变法需求的创造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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