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兵变主谋之谜（2/2）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在玄宗后期并不十分突出，更没有到“内相”与“外相”相抗衡以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高力士虽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但并不具备操纵政局而与宰相抗衡的实力。他所做的只是上传下达以及辅佐玄宗处理一些细小政务之类的工作。他与杨国忠虽有矛盾，但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史籍中，也没有两者刀剑相向的记载。

相对于高力士而言，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则要尖锐得多。玄宗末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李亨继位的过程是艰难的。唐玄宗在开元三年(715年)册封次子李瑛为皇太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瑛被废为庶人，皇太子之位顿时悬空。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等人极力主张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但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李林甫深知不佐太子的后果是可怕的，要消除这场灾难，只有将李亨拉下太子之位，拥立李瑁，因此他不断地阴谋推翻李亨。而此时，杨国忠为了谋求高位，依附李林甫，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李林甫一起想方设法欲置李亨于死地。后来杨国忠、李林甫为争夺权力失和，但在反对李亨为太子这一点上，杨国忠始终没有改变。李亨为了保卫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只有消灭杨国忠一条路可以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想传位给李亨，杨国忠听闻此事后大惊。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败落，杨国忠也会性命不保。于是他赶紧通过杨贵妃“衔土请命”，终于使玄宗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必然引起太子愤怒，只有铲除杨国忠，李亨才能尽快即位称帝。潼关失守后，杨国忠建议玄宗移驾蜀地。蜀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是他的发迹之处。如果李亨随之入蜀，不要说即位无望，就是性命也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李亨怎么肯深入虎穴。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只有除掉杨国忠。可见，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锐，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杨国忠于死地，他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大大超过高力士。

其次，从控制禁军的能力来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备这个条件。众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规定，亲王、驸马不能掌管禁军。这条禁令在玄宗时期一直坚持实行并没有解除。但是，在玄宗仓皇出逃蜀地的时候，他却给了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广平王指挥调动禁军的权力。由此可见，李亨完全有条件通过两个儿子调动部分禁军来发动兵变。因而，李亨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远远超过高力士。

除以上两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兵变以后的受益情况来比较。马嵬兵变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兵变后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后主谋者。在兵变之后，高力士仍随唐玄宗到了蜀地，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处境艰难。而李亨自兵变后分兵北上，彻底摆脱了其父的控制，在灵武自立称帝。显然，他是马嵬兵变最大的获益者，兵变的幕后主使，自然非他莫属。

也有人赞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谋者，但对禁军将领陈玄礼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陈玄礼不是李亨的私党，而是玄宗的心腹侍从，很可能当时只是一个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事变中玄宗幸免于难，主要是得益于陈玄礼的忠心护主。也有人认为陈玄礼是听命于李亨的。

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主谋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香港学者章群认为马嵬驿事变，实太子宦侍与河西将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则为李辅国与王思礼，但假陈玄礼之手来完成的。由于王思礼为王忠嗣的部将，因而一直想除掉杨国忠。陈玄礼是获得了太子许可后行事的。他的结论是:“观乎李辅国日后之跋扈，必有所恃，是虽告于太子，而辅国为谋主，但无思礼河西之兵，陈玄礼未必为同。”从这种观点推论，内地有学者认为事变是太子和李辅国共同策划和发动的。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李辅国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参与兵变的除李亨外，还有建宁王倓、广平王俶、张良娣等，李辅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夸大。

也有人指出，马嵬驿事变中夹杂着太子李亨与宰相杨国忠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陈玄礼发动兵变，也为自己消灭了最大的政敌，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后台或支柱，参与谋划和主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兵变的前后过程中，也看不出陈玄礼与太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丝毫不见太子具备控制与指使禁军的条件。事后陈玄礼也没有跟随李亨到灵武，却一直紧跟着唐玄宗。高力士是马嵬驿事变的支持者，他的确与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性质是属于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让陈玄礼对杨国忠下手，单凭推论是不够的，很难令人信服。高力士确实具备控制与指挥禁军的条件，但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动与指使陈玄礼搞兵变。

其实大可不必去寻找兵变的后台主谋。以六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杨国忠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陈玄礼曾经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们的真诚愿望。兵变一结束，陈玄礼就向玄宗谢罪，说杨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因此禁军发动兵变是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杜甫称赞事变中的陈玄礼说:“桓桓陈将军，仗铖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他赞美陈将军在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肯定了事变的救亡性质与重大意义。如果他真是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后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说这话就实在是太迂了。

尽管兵变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万岁”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很大，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代的结束，唐肃宗新时代的开始。兵变的确至今仍是一个大谜，令人猜想不已。